联大复原后，沈从文在北平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他强烈地憎恨战争，反感任何党派，于是他的观点出现了一些"极端"倾向。巴金对沈从文的观点感到非常焦虑，委托当时身在上海的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劝他少写杂文，专注写小说。巴金的苦口婆心的劝说，在这个时候似乎来得太晚了，沈从文已经深深卷进历史大变革的漩涡之中，他的人生的最低谷，随着1949这一非比寻常的年份的到来而出现了。

1949年春天，沈从文陷入精神危机之中，自杀未遂，被亲人及时抢救过来，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从此，中国文坛消失了一位小说家，故宫午门下的历史博物馆，多了一位文物专家。

等施松卿在北平安顿下来后，远在上海的汪曾祺匆匆辞职于次年也来到了北平。由于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和住处都成了问题。他只得在北大红楼一个同学的宿舍里搭了一个铺，每晚去挤着睡，吃饭则全靠施松卿接济，汪曾祺在这儿度过了半年散漫而无着落的生活。后来还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为他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在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任职员，他把铺盖搬到午门旁的一个值班室里，从此有了一个小小的窝。

汪曾祺在《午门忆旧》一文中回忆当时的工作：

北京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夏天到一九四九年春天，我曾在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

……

整天和一些价值不大、不成系统的文物打交道，真正是"抱残守缺"。日子过得倒是蛮清闲的。白天检查检查仓库，更换更换说明卡片，翻翻资料，都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下班后，到左掖门外筒子河边看看算卦的算卦，河边有好几个卦摊；看人叉鱼，叉鱼的沿河走，捏着鱼叉，歨地一叉下去，一条二尺来长的黑鱼就叉上来了。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我就到屋里看书。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门旁边，据说原是锦衣卫--就是执行廷杖的特务值宿的房子。四外无声，异常安静。我有时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北平一解放，我就告别了午门，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南下了。

汪曾祺刚走出午门，参加火热的革命，老师沈从文就走进午门历史博物馆，参加沉静的革命。汪曾祺放弃的抄写文物卡片的工作，正是老师沈从文以后多年从事的工作。大时代的洪流中，师生的选择正好相反，而他们的选择都带着历史的印记，完成了一个交接，也好似一个轮回。此后，他们的荣辱、哀乐、悲欢，都和革命的时代紧密相连了。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小说家沈从文却退到了历史舞台的幕后，他无法用手中的笔，留下小说，来见证这个时代，这真是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