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贵再次谢恩。得赏而去。一路上脑海里不免翻江倒海。游击将军是从五品下阶的武散官，云泉府果毅都尉是实际职任，属六品官。薛仁贵原本没有任何功名出身，现一步而得如此职位，实是未曾想到。薛仁贵想起自己早年，读书，耕田，虽非大富，亦可谓衣食无忧。但生活实在过于平淡。靠名额有限的贡举或制举出人头地，又谈何容易？恰逢朝廷为征辽东之事，下诏求将，妻子柳氏道：“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何不图功名以自显？”既有一身家传武学，从军不失为一条路径。薛仁贵善骑术箭术，于是便投军于招募骑兵的将军张士贵。现在，薛仁贵有种苦读十年书、终得榜上名的快感。他固然期望更立大功，可哪里知道太宗对他的期望有多远？

且不说薛仁贵冲锋陷阵前故意异其服色，如今事如其愿，封了游击将军，领了赏赐，如何心怀感激，踌躇满志，跃跃然唯欲有为！但说薛仁贵辞去，太宗入卧内，却真真实实叹了一口气。

太宗缘何叹气？

自从十六岁从隋军参加抗击突厥的战争，十八岁正式开始戎马生涯，太宗经历过无数战阵，不能说见尽了天下骁勇，亦可说没少阅历沙场雄风。薛仁贵固然骁勇异常，令人见之眼前一亮。但太宗能如此特地召见一个军中无名小卒，是太宗素来重才，亦是为将才凋零的忧虑心境所驱使。

军将乏人，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帝国的第一代将领，尉迟敬德、李靖、李世、侯君集、李道宗、薛万彻……这些人，有的是开国的元从，有的是玄武门政变的功臣，曾经一度，他们像是璀璨的明星，在大唐的天空中闪烁。但是随岁月流逝，他们相继暗淡下去。只有一个李世，还在沙场奋战。

贞观十八年（644），李靖老病在家，太宗谓侍臣曰：“于今名将，惟世、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他在脑子里搜索几个轮回，也还是这几个名字。直到要征辽东，他仍要召见风烛残年的李靖，他明知道李靖不可以再远征，但他抵制不住心中对李靖的依赖，即使只得李靖的一句肯定，他出兵的决心也会更坚定一些。李靖果真请缨。或许和皇上一样，李靖有着对大唐功业的冀望和使命感。当时太宗欣慰，亦不无岁月沧桑之感。最后，他让李靖呆在家里，自己御驾亲征。这种时候，太宗才真正深切感受到：李靖这班人都后继乏人，大唐面临着将才凋零的局面。

曾经群雄并起，怎会有今日的结局？太宗其实不是不明白。

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朝代频更，不乏将大欺主、取而代之之例。前朝杨坚建隋，亦是以军将夺权。眼看着国家统一，四海清平，不料隋炀帝急于功业，横驱天下苍生而无怜惜之心，遂致四海蒸腾，义军武将纷纷而起。先父李渊建唐，亦是以兵起家。武德年间，自己南征北战，聚集了四方将才谋士，也是借着一班武将的力量，才得到了至尊宝座。

这样军将欺主、以兵谋位的历史还要继续吗？不！太宗要一个治世。他力求息兵，致力于偃武修文、建制垂范。他深知，马上得来的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同时，他更不希望，历史在自己身上重演。是太宗自己，有意压制了过去关陇贵族重武重军功的风气。他以这种不言明的规则结束军将欺主、以兵谋位的历史。这也是天下乱久归治的必然趋势。否则，以李靖的才华，出将入相，功盖华夷，为何却不见旗下有一批房玄龄、杜如晦、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之类的人物？李靖单重军功不重人才吗？他不知道培养将领的重要吗？是他谨慎到了带兵不带将的地步吗？说到底，是太宗，不令他的将军们带将，是太宗，对他的将军们不能完全放心。

其实，太宗此举无可厚非，毕竟，他已经做得够好。他成功地驾驭着手下的将领，令他们忠心于大唐，忠心于他这个大唐天子。李靖那么大的军功，曾经，太宗不无紧张。但是君臣之间，还是谨慎相处，互不伤害。太宗有理由为自己骄傲。而太宗也确实常常得意于自己的帝国，有着四海混一的包容度。即使是契何力这些蕃族将领们，在大唐的事业中，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在太宗的潜意识里，从未能够忽略掉将领们的出身，他未曾让任何一个蕃将独立领兵。他对这些异族将领，也同样是不能完全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