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时分，我提着我的布娃娃站在客厅里，最后一次环顾这套房子，然后给已经到达的叶子打电话。

很快，门铃响了，叶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屋子里没有外人，他没有叫我老板，而是叫我五姐。

他指着一件件漂亮的家具和半年前买的冰箱、洗衣机问我：“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不搬走了？”

我点了点头，告诉他都折价算了房租，留给房东了。

听我这么说，叶子又问：“别的呢，电视机、组合音响什么的呢？”

我摇了摇头，说那些也都不是我的了，随即指了指脚边的一只编织袋。

“只有这么一点儿？”他怀疑地问我。

我没有回答，呆呆地站在那里，怎么也不相信自己沦落到连房子都租不起的地步。为了证实这是真的，我叫叶子把胳膊伸给我。

我狠狠地咬了他一口，听见他的叫喊声，我相信了，从床上抱起我的被褥和枕头，跟着他走出住了多年的公寓。

我叫张五妹，今年三十岁，至今尚未婚配，是名副其实的老姑娘。按我名片上的说法，我是一家名曰金色港湾的装修公司的总经理。听起来挺玄乎，其实不怎么着，不过在鼓楼东大街租了一间不大的门脸儿，有一支十二个人的干活儿队伍，他们都是农民工，分别来自安徽、江苏、河北、河南和广东、广西，是名副其实的杂牌军。

我这人生性乐观，虽说多年来举步维艰，但是却很少真正发愁，总是吃得饱睡得着。可现在不同了，由于竞争激烈我很久没有揽到工程了，所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已经到了发不出工资、交不起房租的地步。

去年中秋过后没多久，公司账上的余额就成了零。很快，春节就到了，弟兄们要回家，我实在没辙了，不得不动用我最后的一笔个人存款。那些钱我原准备给自己置办嫁妆。没办法，总不能让弟兄们空着手回家吧。

其实多年以来我的日子一直过得不错，之所以现在这么困难完全是事出有因。前年年初我从一个承包商手里接了一个工程，在那座公寓里辛辛苦苦地干了八个月，终于验了收熬到结账的那一天。没想到给我活儿的承包商卷了甲方的钱跑了，我不仅没拿到一毛钱工程款，还先后四次被供货商告上法院，一次次作为被告出庭，一次次输掉官司，每当判决书下来后，就不得不到处借钱赔偿人家大笔的材料款。

为此，我欠下巨额债务，直到去年年底才基本还清，当然我说“基本还清”的意思是不包括我的四个姐姐和姨父这五位债主。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收到法院判决书后，我分别找了他们，有鼻子有眼儿地编了瞎话从他们手里骗来了钱交给了原告，为这事儿他们恨我恨得牙根儿痒痒，天天追着我要账，为了躲避他们，我连家都不敢回，公司也是能不去就不去。

我其实早就不想干了，曾经动过念头要给一个洋老太太当保姆。可叶子不答应，眼泪汪汪地说不能跟我分开。我之所以没有那么着，多少是有点儿为了这个小弟弟。他那年在建材市场跟我相识，因为我瞒了五岁而爱上了我，后来知道了真相气跑了。有一天我被一辆车给撞出去老远，没想到爬起来一看肇事者竟然是他。从医院里出来后，他说愿意连人带车免费给我干三个月作为赔偿，结果就这么一直干到现在。除了开车，他还兼任公司的设计、业务、会计、出纳及其他不必一一列举的职务。总之，他现在已经不能没有我了，三天见不着我，他心里就没着没落。

除了叶子，还有安徽瓦匠爱国、江苏木工强子、广东电工阿贵和那些来自山南海北跟随我多年的弟兄，这些人全都需要我。为了他们，我不能去当保姆，怎么着也得撑下去。

当然，还有我的个人生活，都这把年纪了，总不能永远租房子住，怎么也得买房子让自个儿有个真正的家。尽管这事有点儿可望不可即，可我总得朝这个目标奋斗。

除了刚才所说的烦心事，我还有更大的麻烦——我的爱情线上也亮起了红灯。

就在前不久，交往多年的男朋友江涛打来电话说：“我对你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累死人的生活，咱们以后别再见面了。”

为了能让这兔崽子回心转意，我往怀里揣了个枕头冒充怀孕去了他的住处，可是却发现已经人去楼空。颓然地回到公司后，竟然看见公司门口停着一辆搬家公司的卡车，公司所有办公用品都被摆放到了便道上，几个工人正准备装车。

在一片吵闹声中，叶子被人从屋里推了出来，重重地摔在地上。

用一把大锁锁上门后，房东杨二婶称，由于拖欠房租太久，她不得不把我们扫地出门。看见我，她说：“你来得正是时候，否则我还得掏腰包给你付搬运费。”

正在这时，搬家公司的一个伙计问我准备把东西拉到什么地方，我刚一迟疑，杨二婶便在那里高声告知我家所在的胡同及门牌号码。

当我追赶着杨二婶求她宽限几日时，姨父打来电话，问我怎么样了，到底什么时候能把那笔钱还给他。

同时，我的小灵通也响了，三姐用了一个陌生号码诱使我接了电话。她声称代表自己及大姐、二姐、四姐与我谈谈，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

听她这么说，我马上告诉她：“我现在忙得要死，实在是三分钟的空儿都没有，有什么事儿过了‘五一’再说。”

一听这话，三姐马上就火了，跟着就骂起来，说我实在是可恶，居然连自己的亲姐姐都要欺骗。

尽管是迫不得已，但事实就是事实。总之，我欺骗了四个姐姐和姨父。我知道自己没理，所以用火星人一般的语言支吾了一通，便在姨父和三姐的咆哮声中挂了电话。

终于，把搬家公司的那几个伙计给打发走了，我哭似的笑了笑，招呼叶子把便道上的一件件家当装上他那辆破烂的厢式货车。发动了马达，叶子问我去哪儿。我回头看了看塞得满满当当的车厢，告诉他去公司的大本营——小院。

小院是我那一班人马居住的地方，位于四五环之间的一片平房里，四周高楼林立，是一座典型的都市村庄。很快，我们就到了那里。当我下了车，走进院子时，十二三个三至五岁、脏兮兮却都很健康的孩子呼喊着“五妈妈”便朝我奔来。看着我的这些闺女儿子一个个似有话说地望着我，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是空着手来的，连忙命令叶子带着孩子们到村头小卖部去。

我走进爱国媳妇的屋子时，爱国媳妇正在给六个月的三女儿喂奶。她告诉我，为了给我减轻负担，爱国已经率领弟兄们自谋生路去了，天天在六里桥趴活儿。

随后木工强子的媳妇来了，怀中抱着已经三岁但仍然不会走路的儿子。于是我连忙询问孩子的病情，她说：“虽然又去了几家医院，并且看了专家，但是却没有丝毫好转。”

尽管她一再阻拦，可爱国媳妇还是告诉我：“强子昨晚打听到哈尔滨有家医院可以治他儿子的病，但估算一下，去一趟也得两千块钱。”

一听此言，我立刻打开皮包，拿出一沓存折，告诉强子媳妇：“这些是我现如今的全部积蓄，总共加起来有个五六百，剩下的你只能自己想辙了。”

正在强子媳妇感动得热泪滚滚时，叶子走了进来，说有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他告诉我，为了“创收”，爱国他们腾出两间库房转租了出去，所以现在连一寸地方都挤不出来，无法把公司的东西卸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