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莽地把所有不正常的情绪表现归之于某种生物学的基础，这种做法，已经使朴实的公众深信不疑，由于经济上的不利情况、失去工作、配偶不忠、朋友不义、慢性疾病或投资失利等等造成的持续恶劣心情，可能意味着他们患上了某种抑郁症，应该咨询一个精神病医师。由现实中的贫困带来的各种挫折或打击所造成的一段时间的悲伤和冷漠，与某种遗传弱点所产生的重度忧郁症（ｍａｊｏ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的诊断是不一样的，由于未能把这两者加以区分，使得媒体向公众报告说过去２０年间抑郁症病人数量在惊人地增加，给公众带来不必要的忧虑。［４］新闻记者未能正确鉴别上述恶劣心情是失败或没有能力的一种反应，就像看到一个有魅力的伴侣而引起性欲一样自然。精神病医师并不主张青少年性活动的增加是性唤起障碍（ｓｅｘｕａｌａｒｏｕｓ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增加的一个警示。年轻人得到的劝告反而是使用避孕用具或实行节制，但他们不必与某个精神病医师讨论这方面的事情。绝经期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所有的妇女都要经历，不应把它说成是一种可以防止的“疾病”或可用激素来医治。

儿童和青年人中双向情感障碍（ｂｉｐｏｌａｒｄｉｓｏｒｄｅｒ）诊断的大幅度上升，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引人注意的例子———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精神不正常的状态都来自遗传的生物学基础（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ｓｅｓ）。成年人的双向情感障碍是处在某种基因的控制之下的，其特征是躁狂性激动和抑郁交替发作，但被诊断为患这种病的儿童并没有显示这种情绪上的循环。更确切地说，他们的症状是攻击性和极度逆反的冲动性爆发，在男孩中比在女孩中更频繁地发生，其发生原因多种多样，而在扶养过程中受到极端纵容的孩子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此类孩子的行为不符合成年人的双向情感障碍的标准，所以把年幼的孩子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反映出精神病医师热衷于把许多症状尽可能纳入遗传因素引起的疾病范围的做法。

那些重要制药公司的政治势力是当前妨碍正常诊断的一个原因，他们把所有不正常的行为或有害的情绪都归因于生物学基础。这些公司每年在广告、营销上大约花费２５０亿美元，在支持那些当选的议员外还支持更多的华盛顿说客，让他们游说议员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第二个原因是把一个人的焦虑或抑郁，归因于其生物遗传，可以减轻受害者的某些责任，或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其家庭对他（或她）的不幸现状的责任。当然，有些人长期承受强烈的抑郁或焦虑，他们需要专业医师的帮助，因为他们的病症来自某个生物学的弱点与紧张的生活经历的结合。但太多的美国人被告知，每一次极度的悲伤或苦恼都是反常的，都需要专业人员的关注。甚至《旧约》的作者都知道，易受内疚、抑郁和焦虑的侵袭是上帝处罚亚当、夏娃和他们后裔的普世存在的感情负担，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禁止他们吃智慧树（Ｔｒｅｅ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上的果实的命令。

敬畏加一点怀疑当前，公众对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态度，比一个世纪前更加矛盾了，原因至少有三个。首先，他们的许多概念和方法，普通公民理解起来有困难。大部分受过１２年正规教育的成年人本来是能够理解伽利略、哈维、波义耳（Ｂｏｙｌｅ）、巴斯德（Ｐａｓｔｅｕｒ）的著作中的思想的，因为这些发现涉及大部分读者都可能想象的经验。各种新技术发掘种种异乎寻常的现象，需要使用诸如胶子（ｇｌｕｏｎ）、暗能量（ｄａｒｋｅｎｅｒｇｙ）、甲基化（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逆转录病毒（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ｕｓｅｓ）之类难以理解或难以想象的概念。甚至老练的大学毕业生也不理解宇宙学家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在一秒钟的一万亿分之一的一万亿分之一的十亿分之一（ａｂｉｌｌｉｏｎｔｈｏｆａｔｒｉｌｌｉｏｎｔｈｏｆａｔｒｉｌｌｉｏｎｔｈｏｆａｓｅｃｏｎｄ）的短时间内，新生的宇宙在大小上成倍地急剧增加，达到１００次。弦理论的数学命题，在十维的空间中通过布置各种能量以不同的频率振动，有希望解释所有的物理现象，甚至连那些未曾接受系统数学训练的自然科学家都难以理解。

上述理解上的难度妨碍了公众欣赏这些发现的完美，使他们不能获得共鸣，不能享受取得胜利的科学家所经历的那种特殊的欢乐。Ｉ．Ｉ．拉比（Ｒａｂｉ）说，当他知道他是观察到钠原子独一无二的旋转方式的第一个人时，他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而钠原子这种概念对普通公民来说不是引人注意的东西。我还猜想公众和歌德（Ｇｏｅｔｈｅ）一样不喜欢科学家的分析习惯，即把所有的经历分解成小小的碎片，因为这毁坏了整体。虽然这种策略曾经是成功的，但公众抵制一些粒子物理学家的以下主张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手中握着的这支笔是一种坚固的物体，我深信这是一种幻觉。［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