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当然也就是最关键的，是他渐渐地发现，自己爱钱了，甚至比以往在部队上爱荣誉还要爱钱，因为实践证明，钱这东西太有用了，太实在了。别人不说，就说自己的老婆，上次来南都，来的时候乘火车，回去的时候戴向军为老婆买了机票，还为老婆买了金项链、漂亮时装、真皮坤包，把老婆乐得快疯掉了，而如果不是这样实打实地为老婆花钱，光靠嘴巴说或靠身体做，可能把嘴巴说破把身体做瘪，估计老婆也不会高兴到这个程度。自己的老婆都这样，何况其他人呢。所以，虽然意识到这是一种变相受贿，但戴向军还在继续拿。而且，越拿手越大，以前拿一个、两个信封还胆战心惊，现在三个、五个还嫌少了，还会问：“怎么，生意不好了？”这也难怪，与买一辆车相比，陈四宝给的信封再大也嫌小，再多也嫌少。终于有一天，当陈四宝感觉自己的信封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戴向军的胃口的时候，他又提到“一起做”的问题。

这一天两个人酒足饭饱之后，陈四宝以老大哥的身份开导戴向军：做一单是做，做十单也是做，与其这样小打小闹偷偷摸摸地，不如我们一起做，做更大的生意，大赚一把。

戴向军又找回了久违的警觉，他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戴向军了，他清楚地知道陈四宝所说的“一起做”肯定不是要他辞职和他一起做，如果那样，就完全不必找他了，戴向军知道，所谓的“一起做”，肯定是想进一步动用他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关系，做更加冒险的事情。要是以前，带着这样的警觉，戴向军肯定会把话暂时岔开，但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戴向军已经尝到金钱的魅力，现在戴向军热爱金钱了，现在戴向军与陈四宝的关系也不一样了。戴向军发现，金钱能拉近人的关系。比如戴向军和陈四宝之间的关系，以前就很铁，现在更加钢了。戴向军甚至设想过，如果这时候冒出一个什么部门来调查陈四宝，他戴向军肯定会拼命保护他的。为什么？因为保护陈四宝就是保护他戴向军呀。因此，当这次陈四宝再提出“一起做”的时候，虽然有所警觉，但戴向军并没有把话岔开，而是问怎么做？

尽管包厢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但陈四宝还是尽量把嗓子压低，并且下意识地朝门上看了一眼，然后才转过脸，从牙缝里面挤出三个字：“搞批文。”

“搞批文？”戴向军问。

“搞批文。”陈四宝说。

说着，陈四宝还以非常贴心的口气对戴向军实话实说，业务提成只是一个零头，靠业务提成，永远不能发大财，而要发大财，就必须想办法搞到进口车的批文，并说，只要戴向军能搞到批文，其他的任何事情都不用他操心，全部由他陈四宝包办，利润双方一半对一半。

此时，戴向军终于明白“一起做”是什么意思了。但是，明白了之后，他并没有高兴，就好比有人告诉他月亮上面遍地是黄金一样，听上去是好，但是他拿不到，还是白搭。戴向军心里清楚，他只是一个证照中心的副主任，要说给一两辆来路不正的汽车办个牌照什么的，只要他特批，上上下下都会给他面子的，因为这样的事情主任或中心的其他人多多少少也有过，既然大家都有过，那么大家都相互给对方面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两只眼睛全部闭上也是可以的，但是，搞批文的情况可不一样。因为批文并不归他们证照中心发，就是上上下下全部配合他，他也弄不出一张汽车进口批文来，而且批文都有文号的，都有备案，想伪造都不成。

“你不是认识柯秘书长嘛，”陈四宝继续开导说，“只要他帮你，就肯定有办法。”

戴向军想了想，不错，他是认识柯秘书长，不仅认识，而且是彼此信任的好朋友，但是，认识是一回事，让他出面帮自己搞批文是另外一回事情。与领导交朋友，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不能让领导为难，更不能给鼻子就上脸，所以，戴向军对柯正勇是不是能帮他搞批文的事情并没有把握，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把握。不要说是这么大的事情，就是自己老婆调动工作的事情，戴向军都没有敢麻烦柯正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