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做汽车生意的，”戴向军说，“做汽车生意需要批文，而现在能搞到批文的都是一些高干子弟，像他这样没有背景的人就只能看着别人吃肉，自己啃骨头，甚至有时候连骨头都啃不到。所以，他想通过您看能不能搞到批文，不求特别照顾，只求能与别人得到同等的生意机会，哪怕一次也行。”

戴向军自认为自己表达得非常有水平了，既表明了想搞批文的意思，又把这种搞批文的行动说成是正义的行为。说实话，这番话说完之后，戴向军多少有些得意，因为这番话并不是他和陈四宝事先商量好的，而是他临时发挥出来的，他对自己的说法比较满意。他甚至认为这样说了之后秘书长一定就会爽快地答应，因为答应帮他们搞批文就相当于答应做一项维护正义的事情，维护正义的事情秘书长能不答应吗？

但是，他没有想到，柯正勇听完之后，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沉默了半天，最后才说：“这事情不归我管。”

戴向军把秘书长和他的对话一字不少地重复给陈四宝听，本以为陈四宝会相当失望的，没想到他听了之后并没有失望，而是蹦出两个字：“有门。”

“有门？”戴向军不理解。

“你想想，”陈四宝说，“什么级别的领导交什么级别的朋友，柯秘书长怎么可能没有能管批文的朋友呢？只要他想帮我们，或者说只要他把我们的事情当做他自己的事情去办，就肯定能找到相应的关系。从你刚才的描述看，他是非常想帮我们的，是不是？”

“是。”戴向军说。

“那不就行了，”陈四宝说，“不相信你看，他肯定有办法。”

果然，没过两天，柯正勇主动给戴向军打电话，叫他晚上到他家去一下。

戴向军不敢耽误，马上就向陈四宝通报。陈四宝立刻就从九江赶回南都，两个人凑在一起商量。

当然，所谓的商量其实就是分析，分析柯正勇这么紧急召见他到底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按照戴向军的判断，可能是好事情，也可能是坏事情。好事情当然是告诉他有办法了，他已经找到某某人了，搞到批文了。坏事情是说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你把美金拿回去吧，无功不受禄。戴向军本人更倾向于是坏事情，因为如果是好事情，那么不必去他家，电话里面就可以说，而只有坏事情，不能在电话里面说，只能当面说，并且当面说完，立刻就把美金还给他，弄不好，还把上次的一起还给他。

“如果要是这样，我怎么办？是接还是不接？”戴向军问。

陈四宝不做声，他在想，想了半天，也没有一个结论。

接肯定不好，送出去的礼，哪有收回来的道理？但如果秘书长执意退还，不接过来他生气怎么办？

但是，陈四宝又不能不回答戴向军的问题，因为说到底，这美金是陈四宝出的，陈四宝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戴向军是很难做的。最后，逼得陈四宝下定决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天下哪有打送礼人的道理？我相信秘书长。即便秘书长这次确实没有帮我们搞到批文，他也一定把我们惦记在心里，今后一旦有机会，还是会想办法帮我们的。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哪怕他发火了，你都不要接。”

他们两个都没有分析对。柯秘书长那天紧急召见戴向军既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坏，而是给了一个活口。

柯正勇告诉戴向军，他有一个朋友恰好在北京主管进口车的审批工作，姓陆，叫陆方舟，但他和这个陆方舟的关系一般，达不到给批文的那种交情，所以他特意拜托另外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因为另外这个朋友和陆方舟的关系深一些，估计多少会给点面子。说着，柯正勇就把那个朋友的信交给了戴向军。戴向军一刻都没有耽误，出了机关家属大院就把那封信交给陈四宝，并且在车上就详细汇报了柯正勇所讲的每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