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就因为徐焕升的背后，有着广大人民的支持，包括他妻子的支持。——在远征日本前夕，徐焕升曾收到他妻子的一封信——

升哥：

自你离我去后，我的心情很是镇定，我很高兴，毫无半点哀愁，因为我自信知道你一定是得胜归来的。也因了这个缘故，我也未去想到一些令人悲哀的事。我盼你早去早归，我这里天天为你祷求，祝你胜利，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胜利。最后我还要告诉你，请你安心和鬼子去血战，家中之事，我自会料理。我是你的妻，一切当然使你满意。信任我，我爱你终究如一的，无异一直到我死。你临别时信上叮嘱我的几句话，我都紧记着，我更给你一个安心的答复：不论生死存亡，你的妻终是按照你的意思，你应当满意的去工作。胜利归来，这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祝你成功，平安！

妻氏谨上　五月十二日

通过这封信，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空军将士们的眷属的高贵心灵。与美惠子写给高桥宪一的那封信完全不同，在这封信中，没有凄凉、没有孤独，她们之挚爱丈夫，是同她们对祖国的挚爱融合在一起的。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她们无私无畏，不惜牺牲！

我母亲６月间带着小娘舅和我二弟返回上海一事，跟我父亲的南洋来信有关。

那时，父亲刚从槟榔屿转移到新加坡，进入中华书局工作。来信说，他在中华书局担任会计，生活和工作都很安定，估计一两年间不会离开。但是，要把家眷接到南洋一起生活却很困难。所以，母亲和我等的下一步究竟怎么走，是在武汉待下去呢，还是回上海呢？请母亲自己斟酌，并听取姑妈、姑丈的意见。

不消说，姑妈、姑丈是主张继续在武汉待下去的，但母亲反复考虑，决定返回上海，一则因为待下去将使仁寿里的经济负担过重，再则还得对她的小兄弟我小娘舅负责，而远在故乡的舅婆、大娘舅夫妇和二姨妈，都不希望小娘舅继续逃难，而希望他回去了。

于是，母亲和小娘舅及二弟走了，但我留下了。

这是母亲参考了姑妈、姑丈的主张后的决定，因为留在姑妈他们身边的话，无论是否还要逃难，也无论逃到哪里，读书总归有保障的，而要是回到日本人占领的故乡，能否有书可读，将会读什么样的书，就都很难讲了。当时在日占区的学校，都已经开始教日文了，这对我是绝不接受的，我不会回去看那些东洋人的脸，听他们的东洋话的。

小娘舅辍学离去后，我照常每天到宁波旅汉小学上学，只是稍觉孤单。不过，没等到参加期终考试，我也得告别武汉了。——抗战初期的武汉，只是我八年逃难岁月中的第一站，却难以忘怀。

之所以难以忘怀，首先因为她是抗战初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除去前面叙述过的，在文化方面，当时的一条“交通路”，可以作证。交通路与宽阔的中山路大道成“丁”字形，当然狭仄多了，但青石板的路面非常整洁。每天凌晨，报童们分派到了报纸，就从这里出发，以标准的湖北口音边奔跑边叫卖：

“看报咧看报咧！要看刚刚印出的《武汉日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扫荡报》咧……”响成一片，从交通路扩散四面八方，为广大市民提供最新消息。到了下午，则还有《武汉晚报》叫卖。

看报是抗战之初，我在故乡就养成了的习惯。而姑丈家里又订有“武汉”和“中央”各一份，所以我可以每天看报，对时事形势还是相当了解的，当然要是报纸说了假话，我也自然被骗了。

汉口交通路作为一条文化街，书店林立，尤其是三家著名的进步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形成比邻，吸引着大量读者。这里是小学生的我，有了第一次逛书店的体验。我领略伫立在书架前，随意看书的新鲜滋味，并且买了五本书，就是在三开间门面的生活书店。（后来，皖南事变发生，重庆、桂林等地的这三家书店被封。再后来，抗战胜利，就合并而成为“三联书店”了。）

我买的五本书中有《抗战将领印象记》，此书帮助我知道了周恩来、叶挺、方振武等将领的生平和若干事迹。

群众性的歌咏运动，是武汉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又一特色。而抗战歌曲，在抗战时期的精神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抗战歌曲反映了我国反侵略战争的伟大现实，激励军心民心，促进民族团结，讴歌全民族勇敢担当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尽管抗战歌曲有各种不同的曲调和风格，但共同的主旋律是抗战到底，是打回老家去，打倒万恶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音乐家们谱写的时代最强音。

前面曾经提到，我在武汉学会的抗战歌曲全是新歌，而最新的一首《保卫武汉》，则是辍学之前的最后一首，但这首歌已经背不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