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底，我从义南镇国民中心小学毕业。翌年初，考取了私立逸仙中学。

抗战以前，桂林只有一所“省立桂林中学”，位于八桂路，声誉很好，曾有一批“学生军”产生，并且开赴抗日前线，同正规军并肩战斗，抗击日本侵略军。

抗战初的1938年，逸仙中学诞生了。她是广东旅桂同乡会集资筹办的，校名“逸仙”，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她位于水东门对岸，紧挨着漓江。那年冬天我们游览七星岩时，由浮桥过江后，便曾走经逸中校门。

1939年，私立汉民中学在穿山脚下创办。1941年下半年起，又有德智、松坡、景崧、立达等几所中学创立。迄1944年疏散为止，桂林已有中学十所以上。

逸仙中学的校歌——《逸中校歌》，是由陈残云先生作词，廖冰兄先生谱曲；旋律优美，充满时代气息，进行曲风，易于上口。因报到时，给每位新生发了一纸油印歌单，我在正式开学前就会唱了：

我们永远年轻，

我们永远向前！

学校是革命的熔炉，

我们是熔炉里的一群！

今天，欢笑在一堂，

　　互相敬爱，

　　　　互相鼓励，

　　　　　　互相磨炼！

大家要虚心，

学习总理*革命的精神——

　　不屈，不挠，

　　　　贯彻，始终，

意志像钢铁一样的坚贞！

我们永远年轻，

我们永远向前！

我们是革命的战士，

要做中国的主人！

逸中校门临江，出门十几步便有二十来级石阶通向江面。左手一条沿江小路很长，经过几个村落可以抵达穿山，近处斜对面即是象鼻山。右手则落成不久的漓江大桥咫尺可及，桥西就是水东门，逸中同学上学和下学，不必再走古老的浮桥了。

逸中的校址本是广东同乡会的会馆，作为十一个班级的校舍，显得相当狭仄；由于没有操场，体育课需到外面去上，来回三华里。但校内有一个天井很大，能容六百名学生站着开会，星期一早晨做“总理纪念周”。

逸中的教师多为广东籍，我们初一第十班的级任老师郭基宏，数学老师吴潢、英语老师潘然、公民老师罗文坤、地理老师黄衡、音乐老师郑恕、美术老师陈仲纲等等，都是广东人。但他们都能讲国语，而且讲得相当标准。

开学第一堂课，我们第十班的郭基宏导师就在黑板上写出自己的姓名，并介绍说，他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肄业，没有念完，“七七”芦沟桥事变就发生了。凡有一点儿爱国心的中国人，当然都不愿在侵略者的屋檐下待下去，回到祖国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为抗战尽一些力。

事实上，逸中的相当一部分老师，就是怀抱着跟他一样的心理，毅然由日本回国的。

自我介绍毕，郭导师让全班七十位同学起立，按照身材高矮排座次。这时我报告说，因为有点近视，希望能坐前排。郭导师同意，于是我就坐在左边第一排，跟小我两岁的周邦瑞同桌。——以后，我俩成为最亲密的知己，交往了十年；如果不发生意外，肯定到暮年仍是莫逆。

第十班的同学，我至今仍记得姓名者除了周邦瑞，还有汪振民、朱芳世、黄和安、秦卓、方丽斯、刘婉霞、杨紫萍、曹南鹤等诸位。

初一上的国文课正式开始了，郭导师让大家翻开巴金的散文《繁星》，简单讲了一遍大意，就向同学们提出好几个问题供思考。——不详细讲解课文，这大约就是中学跟小学的语文教育之间的不同点罢。

为了提高同学们的课外阅读的兴趣，开学不久，郭导师在全班组织了一次“读书竞赛”，要求每个同学自行选读一本或一篇文学作品，读后写出一篇读书笔记；同时动员有条件的同学捐赠书刊，作为给予竞赛优胜者的奖品。

经过考虑，我重新阅读《鲁迅自选集》中的《阿Q正传》。然后写出题为《我看阿Q其人》。

竞赛揭晓，郭导师宣布我为第一名，奖品则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母亲》，孙光瑞（即夏衍）译。这本珍贵的奖品，是周邦瑞所捐赠，但他不动声色，我很晚才知道。

读书竞赛结束后，郭导师提出，我们第十班应当办一份壁报。大家都赞成。谁来编呢？——纷纷举手，结果推定周邦瑞、方丽斯以及我，三人为编委。壁报是否该有个名称呢？——方丽斯说，她主张用“国文”第一课《繁星》为题。郭导师问：“好不好？”大家答：“好！”于是导师便笑道：

“‘繁星’确实很好。全班七十位同学，等于七十颗星星，叫‘繁星’很合适，很美。我看这第一期，不妨就叫‘读书竞赛专号’，稿件基本上是现成的，大家的读书笔记，尽量多选用，编委会只要写一篇《发刊词》，或者《编后记》，就差不多了。不过，版面的艺术化，倒要动动脑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