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法国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社会等级森严的国度。社会上层是贵族与教会的高级教士。贵族与教会狼狈为奸，1789年全国143个主教都是贵族。4 000多名大贵族拥有的土地价值高达40亿里弗赫。贵族生活奢侈无度，仅路易十四的马厩里就有1 500名皇家职员。法王王室每年要花费5 100万里弗赫，约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1/10，全法国最大的地主奥尔良公爵负债达7 400万里弗赫，王室成员格美内亲王负债3 000万里弗赫，普罗温斯伯爵及亚多瓦伯爵刚满25岁时就已负债1 000万里弗赫。

但这与军事开支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法国陆军1.2万名军官薪水高达4 600万里弗赫，占每年军费的一半以上。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击败英国竟然花了20亿里弗赫。为了弥补军费亏空只能借债度日，1783年，法国政府以高达10%～12%的借款利息率又增加新债6.53亿里弗赫。而借款需要支付利息，又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路易十六1773年登基时，国债总共15亿里弗赫，每年需偿债9 300万里弗赫，到1789年时债务已达45亿里弗赫，每年要还债3亿里弗赫。

到1787年，路易十六自知负债累累，而所有贵族、教士以及数不胜数的高官都享有免税特权，只有榨干中下层平民的钱才能弥补亏空。由于法国在1786年与英国签订了降低关税的条约，英国货如潮水一般冲进法国，大量法国企业破产，无数工人下岗。1788年，法国农业歉收，食物价格猛涨。平民被压榨一空，危机一触即发。

要控制危机，需要有一个富有才干和胆识的君主，可法王却极为平庸。路易十六除了和一般贵族一样爱好狩猎外，还有一个怪癖——喜好制锁。当国王不适合，当锁匠倒是不错。有时候，他在重大的政府会议上竟然会当众打瞌睡。法国朝廷的大臣们都因此而嘲笑他的无能。

路易十六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1789年7月14日，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无事可记。”而当日，法国人民铤而走险，发动起义，攻占了象征贵族统治的巴士底狱。巴士底狱有400多年的历史，主要用来关押政治犯名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就曾被禁闭于此。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成立了革命新政府，但国家货币信用体系反而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当时最大的贴现银行承销了政府2 400万里弗赫的债券，导致信用大降，1783年人们争相将纸币换成贵金属硬币。贴现银行元气大伤。1789年11月，贴现银行有1.14亿里弗赫纸币在流通，其中8 000多万里弗赫贷给银行，用于商业流通的仅有2 500万里弗赫，而银行储备仅值8 679万里弗赫。贴现银行的信用完全以国债为担保，国库空空如也，贴现银行本身的基础也就彻底动摇了，结果，法国革命政府更难借到钱了。

1789年11月2日，为了摆脱财政困境，革命政府立法将所有教会财产收归国有。1789年12月19日，以教会土地为抵押发行了4亿里弗赫的指券，同时贴现银行的纸币仍作为货币在流通。第一批指券并非货币而是债券。顾名思义，指券是指定的债券，是一种对国家土地有购买特权的票据，相当于国债。1789年12月19日发行的指券带有年利5%，因为它是代表对国家土地的债权。政府向人们保证，教会财产拍卖所得将被用来回收指券，即偿清国债。

1790年9月29日，指券变成了纸币，不再有利息的指券发行了12亿里弗赫。随后，1791年5月18日，指券增发3亿；1791年12月17日，指券再次增发3亿；1792年4月30日，指券又发行了3亿。不到两年的时间，指券就发行了24亿。

很快，滥发纸币的后果显现出来。1792年1月，指券在法国平均贬值25%～35%，在巴黎贬值高达44%，在日内瓦、汉堡、阿姆斯特丹及伦敦等国外城市贬值惊人地达到50%～60%。纸币贬值，则物价上涨。法国人的生活费用提高了1/3～1/4，和路易十六时代相比，物价更是上涨了3～4倍。国家经济严重停滞，各地暴乱不断，人民生活于恐慌之中。

面对法国大革命遭受如此重挫，以罗伯斯庇尔为首脑的革命政府开始实行革命恐怖统治来稳定局面。刚开始，为了对付各地叛乱，政府大肆屠杀贵族与教士。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成为断头台上的刀下鬼。没过多久，普通平民和革命政府内部的首脑们也纷纷成为恐怖统治的牺牲品。革命政府创建人丹东是革命元勋，也是罗伯斯庇尔的左膀右臂，曾和罗伯斯庇尔联手将无数人送上断头台，但终因政见不合，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丹东临死前对罗伯斯庇尔说了一句经典名言——“下一个就是你！”一语成谶，丹东死后不到一年，1794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被送上了断头台。

路易十六死前，慷慨激昂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先生们，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犯我被指控的任何罪责。我原谅所有把我送上死路的同胞。我祈求上帝，法兰西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有流血。”他的王后死前因不小心踩到刽子手的脚而很有礼貌地说了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丹东死前的遗言则饱含革命意气：“把我的头给大家看吧，它是值得一看的。”罗伯斯庇尔死前则沉默得没有留下一个字。有时候历史非常荒唐。送这些人上路的是巴黎革命广场上的同一个断头台的同一个刽子手，刽子手名叫桑松。

1794年，罗伯斯庇尔死后，巴黎革命广场改名巴黎协和广场。但法国却仍处于不和谐中。当时，法国革命政府与普鲁士、奥地利和德意志诸邦国的联军鏖战正酣。为了支持战争，指券发行量扶摇直上达到200亿里弗赫，法国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恶性通胀。1796年，指券的流通价值只相当其面额的1%。很多法国人拒绝使用纸币，又开始用贵金属货币进行交易。法国政府却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入土中，换汤不换药地把法国货币单位从里弗赫改为法郎，并用断头台来强迫人们继续使用指券。1797年，政府宣布国债破产2/3，也就是说，有2/3的债务赖掉不还了。但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法国信用货币体系仍然混乱不堪，通胀仍在继续，物价仍不断上涨，巴黎成了暴乱与政变的舞台。这种局面一直要等到拿破仑掌权之后才能得到最终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