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获得了美联储控制权之外，美国政府对经济金融与工业在其他方面的控制权也逐渐扩大。

“一战”后期的1916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法》授予总统“直接采购包括任何供应来源的战争物资”和在必要时征用工厂的权力，并授权总统任命一个工业动员委员会。同年8月，国会通过的《军事拨款法》授权成立由陆军、海军、内政、农业、商务和劳工部长组成的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工业和资源，并成立一个国防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其全部7名成员由总统根据国防委员会的推荐直接任命。被总统任命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中有很多人是金融与工商业巨头：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总经理丹尼尔·威拉德、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哈德逊汽车公司副总霍华德·科芬、西尔斯百货公司总裁朱利叶斯·罗森沃德、费城德莱克塞尔研究所所长霍利斯·戈德弗雷博士、劳联主席塞缪尔·冈珀斯、芝加哥美国军医学院秘书长富兰克林·马丁博士。战后的1918年3月，威尔逊总统改组战时工业委员会，任命伯纳德·巴鲁克为该委员会主席，并赋予该委员会直接听命于总统的权力。战时工业委员会管辖工业原料的调配、生产，工业品和军需品的采购等。

表面上看，这些金融家、铁路巨头和企业主控制了政府的各个战时机构。其实，这些选出的委员维护的都是国家与政府的利益。比如在战争期间，政府需要将每一吨钢铁都用于支持军事，但钢铁企业老板却想从政府身上大发战争财。1917年9月21日，战时工业委员会在华盛顿召集了一个与美国钢铁巨头的65名经理人员协商价格的会议。刚开始，钢铁企业提出了远高于政府期望的价格。战时工业委员会就此发出威胁：“如果钢铁业由于价格已经固定而不愿意全力合作的话，那么，战时工业委员会就将采取必要的步骤接管钢铁厂。”最后钢铁企业只能乖乖就范。

1917年5月，战时工业委员会要求汽车大亨削减生产以降低民用汽车对钢铁的消耗量。福特公司抱怨政府因战争需要而牺牲了汽车业，并将责任全部推到战时工业委员会身上。但在政府的强迫之下，包括福特在内的所有汽车企业只能服从政府，不仅削减汽车产量，还将一半的生产能力转产大炮、卡车、坦克、航空发动机和飞机等，为政府提供军需品。

财大气粗的杜邦家族也曾被政府宰过一刀。1917年年底，陆军部与杜邦公司签订了一份让该公司承建纳什维尔无烟火药工厂的合同。无烟火药在当时属尖端技术产品，只有杜邦公司和赫克勒斯公司能够生产。尽管这两家公司大规模地增加了生产能力，但仍远远不能满足美国政府和盟国对无烟火药的需求。政府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和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市附近的尼特罗镇开始兴建两个无烟火药工厂。当陆军部与杜邦公司之间关于承建纳什维尔工厂的合同签订后，战时工业委员会要求必须取消这份合同，绝不能让政府出钱而杜邦公司却白白赚取6 000万～7 000万美元的利润。战时工业委员会威胁杜邦公司，如果杜邦不向政府在建的工厂提供技术援助，那么政府将在民间专家的协助下独立建设这座工厂。结果，陆军部取消了与杜邦公司的合同。与此同时，巴鲁克委托美国著名矿业工程师丹尼尔·杰克林全权负责尼特罗工厂的建设和运营。杰克林在9个月的时间内便将尼特罗火药工厂建成，并于1918年9月生产出了该厂第一批无烟火药。1918年1月29日，杜邦公司迫于无奈只能与杰克林签订了提供技术援助的合同，仅得到2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补偿。战时工业委员会完全将火药生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比如作为火药原料的硫黄在当时的市价是每吨35美元，而政府采购价格却只要每吨22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