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日三十年

●1979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每年3月12日为中国植

树节

●1983年　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国家建设征

用土地条例》

●1988年　张艺谋执导的影片《红高粱》柏林获“金熊”大奖

●1998年　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

●2001年　厦门特大走私案7名案犯伏法

●2006年　韩晓鹏在意大利都灵冬奥会上获得金牌。这是中

国选手在冬奥会历史上获得的第一枚雪上项目金牌，也是第一个男子项目的冠军

《红高粱》柏林获“金熊”大奖

红高粱地里，把嗓子喊破

“一帮人知道获奖，从被窝里爬起来聚到我家，一个劲儿喝酒，用拳头把肩膀捶得生疼。”

吴天明这样回忆1988年2月23日（正月初七）知道《红高粱》获柏林“金熊”奖时的情形。当时，他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张艺谋则是西影厂的导演。

知道获奖，远在西柏林的张艺谋更激动得一夜没睡。“我当时的感觉是，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

《红高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首次获得国际A级电影节最高奖项，获奖之后该片在内地影院上映时同样获得了极高的上座率。

现为《南都周刊》副主编的长平，当年刚好19岁，在成都读大学。在他的记忆中一张电影票本来几毛钱，《红高粱》的票价居然炒到5元—10元。

“看完这部电影后，我被一种激情感染和推动，难以自已。出了电影院，和几个朋友没有坐公共汽车，而是走路回学校，边走边高唱电影主题歌，如同狂欢节。”

《红高粱》小说原作者莫言回忆说：“1988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

《红高粱》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在国际崛起的标志，第五代导演由此也开始受到国际影坛更多的关注。

张艺谋提着鞋找到莫言

张艺谋想拍《红高粱》那年，莫言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莫言的记忆很清晰：“1986年暑假，我正在赶写一部中篇小说，中午有人在楼道里喊我：‘莫言！莫言！’我出来一看，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他的一只凉鞋的带子在公共汽车上被踩断了。他说他是张艺谋，他看好了《红高粱》，想当导演。”

两人谈了不到10分钟，就达成了共识。

1987年春天，开始筹拍《红高粱》，张艺谋拿了钱后，派了一位副导演到高密，跟老百姓签合同种高粱。但几个月后，张艺谋却拍电报向高密人莫言求救。

莫言赶到现场一看，发现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寸。莫言说，天实在太旱了，于是张艺谋从高密县政府批了5吨化肥，和剧组的工作人员天天挑水施肥。

后来，回忆起在高密种高粱的日子，张艺谋说：“那些日子我天天在地里转，只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生育大广场，满耳朵都是响，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

《红高粱》总共投资了约70万元。这在当年也是个不小的数字，样片出来后吴天明和莫言都感到了一种震撼。而到2006年，张艺谋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时，投资已动辄上亿。

《红高粱》最初的名字也不叫《红高粱》，而叫《九九青纱口》，女演员选了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大二的巩俐，男演员则是刚演完《芙蓉镇》的姜文，摄影则是顾长卫。

后来，这三人都成为著名影星或导演，各霸一方。

《红高粱》去柏林本为救急

余玉熙，当年柏林电影节中国选片人，曾任新画面影业公司总经理。她说，1987年底电影局已确定《孩子王》参赛柏林，但后来陈凯歌放弃了柏林电影节，选择送到戛纳参赛。于是，刚刚完成的《红高粱》被推荐“救急”。

其实，此前，中国影片《乡情》、《血，总是热的》、《雅马哈鱼档》等也曾参加柏林电影节，但评委与电影节观众普遍认为：中国电影政治色彩太重。

但《红高粱》让外国人看到另外一个中国，如此张扬的中国。

《红高粱》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它使电影人开始认识到，电影不仅仅是艺术，还是需要换回经济收益的产品，这让一直信奉艺术至上的第五代导演，有些无所适从。

这个时候，《红高粱》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为中国电影趟出了一条新路。那就是，先去国际获奖，再回国内赚票房。

这个电影模式一直流行至今，其带来的影响也颇为复杂。

“贩卖愚昧”引起争论

《红高粱》上映后，一方面票房获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和讨伐。

据说当时高密农民还进行了上访，抗议影片中的“剥皮”情节丑化中国老百姓。

而意识形态领域的讨伐，更为激烈。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红高粱》靠宣扬愚昧落后、展示民族丑陋一面讨好外国观众，还有人攻击电影《老井》“是一部反党反人民的影片”，而《红高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此时，西方评论界对《红高粱》却极为推崇。德国《人民之页报》评论道：“这是一部具有浓郁生活色彩的、粗犷而五彩缤纷的影片。”一位当时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也为张艺谋喊冤，他说:“谈到外国观众会嘲笑‘贫穷’，那实在是一种残酷无情的误会。我从不认为这样的人可以称为观众。”“西方观众更倾向于被苦难感动和激动，所以恳请千万别误解西方的观众。”

《红高粱》的获奖，让讨伐的声浪微弱下来。

但之后《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又让张艺谋遭遇相同调子的“贩卖愚昧落后”“取悦西方”的泛政治化批评浪潮。

当年扯着嗓子吼歌

现在吴天明担任西安曲江影视集团董事长，20年的时间在他眼里不算太长。

被记者问到当年为何有如此胆识来冒险时，他说，当时文艺创作大环境、小气候相对宽松，那个年代很多电影都是用非常规的手段拍摄的。《红高粱》电影拍完后，审查时也只删了两个无伤大雅的镜头。

电影专家陈犀禾曾说道，第五代导演创造了一种他们自己的独特的中国经验。“这种中国经验中充满了落后和进步、文明和野蛮、理性和疯狂、独立和盲从、迷信和科学、压迫和反抗、个体生命和社会传统、封建主义和反封建主义之间的激烈冲突。”

这段话用来评价《红高粱》以及它所代表的那个野性高扬的时代，应该是颇为恰当的。

《红高粱》后期剪接时，张艺谋和副导演扯着嗓子吼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一遍又一遍，把嗓子都喊破了。20年过去，吴天明对此情形仍记忆犹新。

当时，吴天明开玩笑地对张艺谋说，你们怎么唱歌跟驴叫差不多？有影评人认为，其实，以前中国人都是“委屈”地活着，《红高粱》让很多人看到痛快淋漓的活法。

这种无所顾忌的宣泄和个性张扬，也许，正是《红高粱》和那个时代的独特魅力和力量所在。

□ 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