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月25日(2)

日志中国(第1卷) 作者:新京报社


■ 新观察

公民社会,五讲四美

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的一些口号,比如“五讲四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时常会觉得它过于雕琢,过于急功近利,甚至还留有意识形态的痕迹。然而,之于那个时代而言,这些口号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毕竟,在那样一个清贫而向上的时代,人们希望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理想是无比真实的。而在此前的混乱岁月里,文明倒退,秩序崩溃,社会底线伦理丧失殆尽。从这方面说,“五讲四美”的提出,虽有时代局限性,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人们对一个美好社会的朴素憧憬。

“五讲四美”之社会,至今未成。近30年来中国社会在物质生活方面无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在物质主义与不平等主义的影响之下,一些人背叛原本纯真的信仰,同时体现在权力、资本与社会之中的积弊与危机,显然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所能破除。

真正的道德是一种内生的秩序,是基于生活经验的心灵成长。没有人会怀疑,中国当下的转型关键在于建立起一种新秩序,并在此基础上生长出尊重秩序的道德。只有秩序上的公正才能让人们有信心做一个好公民,而这一信心恰恰是公共美德的基础。否则,“破窗效应”定然会摧毁社会与心灵之中的越来越多的玻璃。

应该看到的是,道德崇尚自律,因而千姿百态,而法治崇尚他律,贵在有一以贯之的逻辑与法则。道德一旦超越心灵的边界,成为权力或者强人任意解释的话语,便随时会构成对秩序的破坏。正因为此,作为“最低道德”的法律,要为“最高道德”的意识形态画一道底线,以禁止道德越界而具有某种进攻性,如黄仁宇所批评的旧时中国之“以道德代替法律”。

当然,不可否认,当年的“五讲四美”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治理社会的效果,同时也对今天的道德建设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但并不能永久。显而易见,真正能确立一个时代精神高度者仍在于法治,在于建立公民社会,因为只有法治才能呵护公德,只有人人权利得到保障的公民社会才有真正的“五讲四美”。

“80年代真好!”怀旧者常常会回想起那个渐渐模糊了的年代的种种美好。改革开放初年,刚刚走出混乱时代的中国迎来前所未有的生机。从《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到《明天会更好》、《让世界充满爱》,从西方思潮的渐渐解禁到邓丽君、琼瑶、三毛的流行……走出时代的禁忌与禁锢,为兑现一个更自由社会的承诺,人们在这个渐次开放时代里各奔前程,由此为时代谋前程。那个时代,万物开始解冻复苏,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在朦胧的爱意里正绽放。

□ 熊培云

■ 温故知新

加班不要钱

“外快”交国家

本报讯 据《大众日报》报道,山东省淄博市八陡公社煤矿27岁的矿工李博新,不为名,不图利,埋头苦干,从1977年到1980年,干了2600多个班,4年干了8年半的活。

李博新自1973年到八陡公社煤矿以来,从没请过病假,从没因私缺过勤。矿上计算了一下:1977年他干了840个班,1978年干了765个班,1979年干了720个班,按每年实际工作日310天算,仅这3年他就干了7年半的活。

按矿上规定,每加一个班发八角钱。李博新说自己是义务劳动,分文不要。

去年春天开始,李博新看到炭堆里夹杂着一些生产硫酸的重要原料硫化铁矿石时,便抽空去拣。他把拣的硫化铁矿石交给附近的硫磺厂,自己不收钱,而把卖主记在矿井的账上。到去年11月,李博新利用业余时间共拣硫化铁24吨多,合现金1075元。李博新坚决不收这笔钱,他说:“咱们国家用钱的地方很多,就把它献给四化建设吧!”

摘编自

1981年2月25日第4版

《青年矿工李博新多挖煤不图利 埋头苦干为四化忘我劳动》

■ 那时流行

女排精神

流行时间:20世纪80年代

流行指数:★★★☆☆

从1981年至1986年,中国女排在世界大赛中赢得“五连冠”的殊荣,开创了我国大球翻身的新篇章。

“女排精神”在中国80年代的体育界,曾被运动员们视为刻苦奋斗的标杆和座右铭。这种不畏强敌、奋力拼搏的精神,备受国人推崇,远比“五连冠”本身,更能鼓舞国人。

1981年11月,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后,据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截至12月4日,中国女排收到贺信、贺电和各种纪念品达3万多件。北京商标一厂、无锡钟表厂等生产单位的职工在信中表示,要“学习女排精神,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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