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观察

“偶像”落幕　改革仍艰

1988年1月，随着步鑫生被免职，中国企业变革史上的最后一个“政治化偶像”落幕了。

在过去的5年里，这位浙江省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所“享受”的宣传待遇无出其右者，其媒体报道的铺天盖地之势，有人将之与当年对焦裕禄和雷锋的宣传相比。不过三人最大的差别是，对焦、雷两人的学习运动都是在其去世之后发动的，所以他们已不会犯错误，而步鑫生则不同。自“步鑫生事件”后，没有再出现将现任国有企业经理人塑造成政治型的改革典型，这应该算是时代的进步。

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光芒之所以难以持久，实因国企改革的核心命题一直难以破解。

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中央政府一直希望通过放权让利的方式，调动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激活僵化了的国有企业体制。

1979年，国务院公布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文件，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首钢的周冠五成为第一个改革典型。到1988年，又公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1992年，提出落实国有企业的十四项自主权。

这一系列改革都没有能够彻底改变国有企业落寞的命运，到1998年，财政部曾在一次情况通报中公布了一个现实：国有企业不得不通过财务报表作假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窘境。该部对100家重点国营企业的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抽查，结果81％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决意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的办法，实施“国退民进”。从那时到今天的10年间，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大量国有资产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而其在垄断领域的控制力则日渐增强，最终形成了新的国企格局。

在国企改革的20多年中，因为试图绕开产权这个核心命题，无数企业家沉沙折戟，如步鑫生、马胜利、周冠五等等，也有很多人试图寻求突围而半途夭折，这是一串更长的名字，如褚时健、倪润峰、邓韶深、赵新先等等。

在中国企业史上，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是非常独特而值得研究的群体，这应该是个人素质最为优异、责任心也相当强的企业家群，他们身陷僵化的体制，肩负“难以完成的任务”，用毕生的精力和智慧，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带入市场化的轨道。

然而，他们都面临共同的困扰，体制、产权、决策监督、企业成就与个人利益，这些话题如一个个庞大而难解的乱线团，让这些国字号的当家人日日苦恼。少数的先觉及侥幸者逃出了藩篱，许多人却成为改革的失败者甚至牺牲者。时至今日，我们还无法从他们身上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国企改革的成功定律。

市场化企业的成长，必须建立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否则，即便是一个天才型的企业家仍然难有作为，“步鑫生现象”无非是无数例证中的一个；三十年的国企改革已经证明了这个原理，更多的实践、探索与突破还有待于未来之改革。

□ 吴晓波

■ 温故知新

用人单位重男轻女

女大学生难觅“婆家”

当前有一种怪现象：女大学毕业生的分配成了难题。

据有关部门调查：一些单位在向院校要人时，公开提出要男生不要女生。如北京外国语学院1983年男女毕业生比例为1∶1，而当年向该院要大学生的用人单位，几乎全部要男生不要女生。

据上海复旦大学统计，1984年发函、派人到该校提出要男生、若分了女生就不接收的单位有70个，占要人单位的三分之一。在这些单位中，如北京印刷学院等单位，按其使用条件，女同学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一些单位在知道分配名额中有女大学生时，借故拒收。1984年北京林学院园林专业分配到钓鱼台宾馆的一名女生，原经外交部干部司审查同意，单位也发了正式接收函件。当该女生去报到时，这个单位却又以工作特殊为理由拒不接收。该生去了几次，都被晾在那儿，无奈只得哭着回去。

上述做法，违背了中央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严重地打击了女大学生的积极性，已引起各院校教师、干部和女学生的不满，应当迅速改变。

摘编自

1985年2月27日报道

■ 那时流行

倒　爷

流行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

流行指数：★★★★☆

在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日渐恢复和民众购买能力的复苏，物资全面短缺，“倒爷”应运而生。

他们有的具有超强的商品嗅觉和运作能力，有的则有可依靠的裙带背景，在价格“双轨制”时代，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悬殊差价牟取暴利。

在1983年前后，中国的第一批“倒爷”出现在北京和深圳。前者是政策资源和权钱交易的中心，后者则有一个宽松的商业氛围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效应。

那个年代，因投机倒把罪被投进监狱的牟其中和发玉米财的王石，都曾被称作“倒爷”。

1997年3月，《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表示，正在抓紧起草制定有关市场监督方面的行政法规，以取代备受关注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此条例适用已经2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