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付出艰巨的努力。《中庸》中所说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简明扼要地揭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则把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目标明确指向了天人和谐。如今，和谐社会的理念，“人一之己十之”的精神，正发挥着引领我们“共克时艰”、取得更大胜利的重要指导作用。其实，这种精神源远流长，数千年来一直维系着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灿烂历史。

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如果从北京山顶洞人算起，距今已有一万八千年的历史。但是，中华文明最富有特色的地方，并不是殷商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原始宗教，而是脱离原始宗教以后逐渐丰富起来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肇始于西周初年，花开在春秋战国，至今已有三千年的辉煌历史。西周初年形成的“天命靡常”、“唯德是辅”、“天意在民”等基本观念，以后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政治伦理的基本准则。围绕着理想的政治接班人的培养问题，个人道德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天道人事，和谐统一，总是以天人合一的显性思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儒道墨法、阴阳兵农，哪一个是例外？特别是儒家，更是以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超迈气概，一枝独秀，推演着中华文明的千秋大业昂首向前！尽管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小插曲，但这些小插曲也只能是儒家文明发展长河中的回漩而已，反而更能凸显儒家文明大河东流的磅礴气势！

儒家文明的基本典籍，有“四书”、“ 五经”、乃至“十三经”之说。“五经”主要是指中国最为古老的各种典籍，主要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因西汉汉武帝开始设立“五经博士”而成为最高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典籍。后来，《礼》又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种，共成“九经”，唐代后期又加上《孝经》、《尔雅》、《论语》等而成“十二经”，最后又加上《孟子》共成“十三经”。这样的篇幅自然很大，完全弄懂也绝非易事。而且，其中有些偏重于文学、有些偏重于历史、有些又偏重于制度，并不完全都是思想性质的著作。因此，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古代思想家们逐渐从上述典籍中掘发出篇幅短小、文字简洁、思想深邃的四个部分汇聚而成《四书》，那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其中的《大学》和《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汉武帝时随《礼记》成为五经之一而进入国家最高学府——学官，比《论语》、《孟子》升入学官的时间还早。北宋天圣八年（1030）宋仁宗曾将单行本《大学》赐新第进士王拱宸等，程颢程颐兄弟也曾将二者整理并与《论语》、《孟子》放在一起称为《四书》，此为“四书”名称之始。到南宋朱熹穷毕生心血为之注疏以后，《四书》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科书。特别是1303年元代统治者规定《四书》为科举考试、选拔政府官吏的标准教材，然后一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为止，其间六百年的标准政治教科书时代，《四书》对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学》和《中庸》的地位，是在《四书》中体现出来的。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序文”中指出，阅读《四书》的顺序应该是先《大学》，次《论语》和《孟子》，最后才是《中庸》。在朱熹看来，《大学》是儒家的入门书籍，《中庸》思想深邃，最不容易理解。实际上，经过朱熹的整理、注疏，我们不难发现：《大学》是儒家简明扼要的政治论文，它不仅把儒家的德性修养工夫讲得明明白白，而且也把儒家的政治抱负发挥得淋漓尽致！读《大学》，不能不使人感到热血上涌！《中庸》则是儒家思想深邃的哲学论文，既有旁通于社群的价值实现，也有上达于天道的理性诉求。在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在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中体会天道、实践天道。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的精神皈依处，不过如此！读《中庸》，不能不使人觉得理所当然！证之于《论语》、《孟子》，道不远人，即事而真！圣人的人生实践，并不是高山仰止的日月星辰，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努力，你就可以成为孔孟一样的圣贤！

可见，《四书》之间秩序井然，思想深邃，其中的《大学》、《中庸》更是具有儒门“心经”或“圣经”一般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