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之外的现象与力量，往往又具有二重性。就其对人类的意义而言，往往有利有弊。比如云行雨施，既可以春风化雨、滋润万物，也可以雷霆万钧、洪涝成灾。如果从道德上来评价，自然也会有善有恶。那么，源自于“道”并在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德”，也应该具有善恶二重性。所以，“大学之道”所要彰显的，应该是“明德”，即人之外的力量所赐予人的光明美好、晶莹无瑕的德性。这种“弃恶从善”的思路，显然是儒家加强个体道德修养的重要理论基础。尽管《大学》里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说明与分析，但透过《中庸》、《论语》、《孟子》等基本典籍，人们可以发现这个儒家“潜意识式”的思维方式。

“新民”一词，则体现着“大学之道”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与革新意识，同时也折射出儒家浓厚的“精英意识”。 在儒家的观念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有远近亲疏的不同，而且还有道德属性上的差异。《论语》里面虽然有“性相近，习相远”这样的话，但更有一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表达。因此，我们看到，儒家在对人性善恶、智愚认识的基础上，总是把人群分成圣贤（“君子”）与凡夫（“小人”）两大类。《大学》里面提到的“新民”，也反映着类似的特征。实际上，儒家里面的精英意识与社会担当意识，是一体两面的问题，正如硬币的两面一样，难以截然分割开来。所以，我么也可以发现，孟子在提出“性善论”的同时，总是不忘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谆谆告诫；而荀子公开张扬“性恶论”的同时，也总是念念不忘“化性起伪”的历史使命。

但问题是，“明明德”与“新民”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成功呢？所以“大学之道”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止于至善”。至于“至善”的对象，有人认为“至善”的对象不明确，所以大学之道只有“明明德”和“新民”“二纲”；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至善”的对象正是“明明德”与“新民”，强调的是“明明德”与“新民”的实现过程与达到的理想状态，三者缺一不可，共成“三纲领”。有了这个“止于至善”，才能保证“明明德”与“新民”的“至高至极”。

当然，这个“止于至善”，《大学》并没有做出十分明确的规定，即使是后来的儒家也没有能够给出清晰的答案。事实上，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对于哲学家们来讲，依然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答案。可以说，“止于至善”的模糊性，正说明了这个最高标准“至高至极”的完美特征，不同时代的人可以赋予其不同的含义和价值属性。但从整个儒家思想的发展来看，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困扰儒家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止于至善”正是一个人人生的理想追求，是达到圣人境界的标志。尧舜禹做到的是“止于至善”，孔、孟做到的也是“止于至善”。结合后面的论述，我们会发现这个“止于至善”，实际上是一个明辨是非、善恶、义利取舍的最高境界。而且，达到这个境界以后，更应该是“道德诉求的自然化”过程，就像孔子所讲的那样，“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对“天道”的认识与实践，已经达到了潜意识的自觉高度。换句话说，达到了“止于至善”，无论做什么，不仅是发自内心的意念，而且也能时时刻刻合乎天道。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民，无论怎么做，都能够对得起天地良心。

有鉴于此，《大学》经文开篇所指的“明明德”、“ 亲（新）民”、“ 止于至善”三者，宋代思想家开始明确地称之为儒家的“三纲领”。而且这些“纲领”也内在地包含着儒家一直推崇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也叫“修己”，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就是君子追求的最完美品德的至高境界；“外王”也叫“安民”，是君子在道德修养的基础上推己及人，教化管理范围内的百姓，改变百姓身上不合理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移风易俗，刷新道德，从而使全天下的人达到并安于至善至美的境地。孔子一生周游列国，目的无非是想把他心目中极其美好的“周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推广到“普天之下”。

总之，在《大学》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开头第一句话已经十分鲜明地揭示了儒家的核心主题。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内在地蕴藏着“大学之道”。“明明德”是认识“天道”、实现个人道德修养的工夫，主要是“对己”而言 ；“新民”是实践“天道”、实现社会责任的工夫，主要是“对人”而言。而“明明德”与“新民”所要达到的“至善”境界，则是一个明辨善恶、是非、义利的理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