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释古学初探在西方，对文学史上的纷繁流派有一种相当普遍的二分法，即“古典的”与“浪漫的”。所谓“古典派”与“浪漫派”的概念既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中国的释古学似也可作这样的二分，即古典释古学与浪漫释古学。两派的首要区别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前者对经典进行解释的信条是“就是如此”，而后者则是“应该如此”。但是这种解释者对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态度并没有揭示出两种解释学的本质区别。正像西方古典派与浪漫派的区别并不在于持论者对主客观的态度一样。更带有根本性的区别是，古典释古派奉儒家经典为圭臬，而浪漫释古派则多少带有贬儒、非儒的色彩；古典派是儒学一元化的，浪漫派是广泛吸纳儒、释、道、法及域外思想，是多元的；古典释古学派崇尚社会与人生的秩序和礼法，释古多侧重总结政治兴衰的历史教训和带有克己复礼、道德劝善的训诫意味，而浪漫释古学更富于形而上色彩，重视智慧和情感，带有较强的论辩意味；到了近代，在对待西方思想的吸纳上，理所当然地，古典释古派更重视理性意义与科学主义；而浪漫释古学更重视非理性主义。前者更关心社会的严整和稳定，强调法则和秩序，后者更重视个性的精神世界，特别是情感世界，是“不及物”的。在方法上，古典释古学派更重考据，强调“无一字无出处”，逐步发展了一整套严整的治学规则和方法；浪漫释古学也做考证，但更追求开阔与创新。纵观整个学术史，两个流派并非绝然对立，而是互补互渗。正像我们无法为每一个作家确立他(或她)是属于哪个流派一样，我们也很难为每一个解释学者确立他的释古属性。许多学者是追求兼而有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