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被两个梦魇所纠缠。

罗兰·巴尔特于1977年在法兰西学院的一次讲演中谈到自己阅读托马斯·曼的《魔山》所经历的“历史恐惧”。小说的主人公汉斯在1907年时就已20多岁了，罗兰·巴尔特自己的肉体尚未出生，但阅读时，罗兰·巴尔特却恐惧地感到自己的灵魂进入了汉斯的肉体，而自己的肉体变成了汉斯的历史延长物：

“我的躯体比我要老得多，好像我们始终保持着可怕的社会恐惧年龄，这种年龄通过生活的风险，我们已经能够觉察到了。如果我想活下去，我必须忘记我的躯体是历史性的，我必须把自己抛入一种幻觉之中；现在，这个年轻的身体是我的躯体，而过去的那个则不是我的身体。简单地说，我必须阶段性地再生，比我现在所是的更年轻。”(载于法国入门出版社《罗兰·巴尔特讲演集》，转摘自高宣扬著《解释学简论》)

鲁迅笔下的“狂人”就是由于感到自己变成了历史的延长物而恐惧得发狂，因为他看见传统中写满了“吃人”二字。鲁迅这篇小说在当时引起极大的震动就是因为它揭示了广大激进知识分子内心的梦魇，并强有力地表达了他们企图“忘记我们的躯体是历史性的”这一强烈冲动。正是这种由“社会恐惧年龄”造成的心理冲动掀起了摧毁传统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他们希望借此使自己变得年轻。

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忘记”，而只是“把自己抛入一种幻觉之中”。当他们猛烈地向传统轰击的时候，传统就隐遁在他们自己的心灵深层，隐然而强有力地支配着他们。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而且这种处于决不是什么对象化(Vergegenstand lichend)行为，以致传统所告诉我们的东西被认为是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特别是当西方文化的浪潮如摧枯拉朽般冲决传统道德的堤堰时，强烈的失去精神依托的恐惧油然而生，于是另一个梦魇悄悄袭来，这就是早在19世纪末，一个叫曾廉的人所预言的：

“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君臣父子夫妇之纲废，于是天下之人视其亲长亦不啻水中之萍，泛泛然相值而已。悍然忘君臣父子之义，于是乎忧先起于萧墙。”(《孤庵集》卷十三)

在前一个梦魇的纠缠下，他们“非古”(在学术上主要表现为“疑古”)；在后一个梦魇的纠缠下，他们“复古”(在学术上表现为“信古”)。整整一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两极之间摇摆、踯躅。

“中庸”是一剂良药。在非古与信古的两个极端之间寻找某种合适之“度”的欲望，外化为对历史文本进行重新解释的冲动，名曰“释古”。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说：

传统的说法是信古，反对传统的说法是疑古，我的说法，我自称为“释古”。(《三松堂自序》，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