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清华学派”的历史，可否将其学术思想及风格概括如下：

第一、 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取“两极”对抗的思维模式，而取“综合”模式，即通过解释学的方法援“外”入“中”，以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第二、 对历史与现实，既强调准确把握历史本质，又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第三、 微观与宏观，既强调微观的谨严，又重视宏观的开阔，“兼取京派、海派之长”；

第四、 在操作方法上重视西方的理性精神和逻辑方法，同时吸取传统训诂学之长，使论文具有克里斯玛式的权威气质。

诚如本文开篇所说，上述特点并非清华学派所独有，而只是在清华具有相对的“集团性优势”。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学派”结束了它在清华园的历史，但它依然活着，并且发展着。在这方面，钱钟书的《管锥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里程碑。康、梁把对传统的阐释从“道德伦理”阶段转向“经世致用”阶段，而钱则将它推上更具有审美意味的寻找“心灵之乡”的阶段。我们今天重新解释传统，理所当然地包括道德伦理和经世致用两个阶段的积极成果，但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为了给现代中国人乃至人类“寻找精神家园”。抓住这个核心，传统才可能获得新的生命。

从东南学派到清华学派本文原载《学术月刊》，1995年第11期。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对西学冲击下晚清学人的心态有一段生动的描绘：

“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未所睹也。环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欲破壁以拨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59页)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欲是造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心理动因。但正如钱钟书《围城》所喻——“漆室”之内与“漆室”之外的人感受和意欲截然不同：欧战以后的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情况比中国更糟，一位美国记者就曾恳切要求梁启超把中国孔夫子介绍给欧洲以拯救“西土之沉沦”(参见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一批在哈佛大学攻读多年的中国青年，由于在“室外”呆久了，不仅不像新文化运动的激进者那样要“只手打倒孔家店”，反而从西方文化的视角发现孔夫子还有世界性价值。其中之一的吴宓后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