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与释古学派本文原载《王瑶先生纪念集》，标题为《瑶华圣土——记王瑶先生与清华大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直到现在，先生对清华大学的那种深情，于我还是个谜。记得是在先生去世的前一年，北大和清华联合召开朱自清先生的纪念会。先生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如数家珍般地论述清华中文系的璀璨历史，直言不讳地批评院系调整时将清华中文系取消是“一大损失”，“因为它不是一个大学的一个系，而是一个富有鲜明特色的学派!”先生很有感情地说，“我常说，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后来钱理群兄告诉我：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这句话。我感到惊愕：先生桃红李艳，盖出自燕园，这是众所周知的。何以有“我是清华的”这一申明?是因为先生青年时代曾就读于清华，抑或他的两部开山力作(《中古文学史论》和《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都完成于在清华授业、工作时期?抑或意味着某种精神、气质上的归属，学派风格上的师从?抑或还有埋藏更深的情感动因?我不敢肯定。先生在讲这句话时，眼神里分明闪烁着兴奋和感伤的色彩，它使我不敢做肤浅的妄测。后来，又有机会见到先生时，曾想贸然地提出这个问题，但终于没有出口。待到去年那寒冷的日子，先生的充满智慧的烟斗永远地熄灭之时，我意识到，只有在先生遗稿的字里行间去寻找那深邃的谜底了。

可以肯定，先生对于清华的向往，是从中学就萌发了的，否则难以解释，1934年先生负笈来京既考取了北大又考取了清华，何以在鱼和熊掌之间舍北大而就清华。究其原因却又只能做几分猜测：先生高考的那个年代，北京大学由于受到国民党政府镇压和控制，已从五四时代的先驱地位退落下来，政治上较为沉寂，学术上亦趋于保守。而清华大学，由于同美国的特殊关系及梅贻琦校长实行自由主义办校方针，使得进步的政治力量和学术力量得以部分的保存和发展。美国用“庚款”余额办清华，本意是培养追随西方的精神领袖，但其结果多与初衷相悖。学校与美国的紧密联系反倒使爱国师生较其他学校师生具有更为开阔的世界眼光。“中西贯通，古今融汇”成为清华中文系独具特色的办系方针，将西方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列为必修课为当时国内大学所罕见，以大师陈寅恪和著名学者闻一多、朱自清、王力等为骨干的教师队伍在学术上显示出一种既严谨缜密又富于开创性的生气勃勃的态势。作为一个在中学时代就已正式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青年，王瑶意识到自己才华的充盈，他渴望为自己找到一块足资生长的沃土和表现自己的舞台。而当时的清华就是这样的沃土和舞台。王瑶的选择，从实质上说，是对一种开放的、富于创造性的文化环境的选择。

然而，首先却是历史选择人。日军进逼、华北将亡的险恶形势把一切有良知的青年推向抗日救亡的前哨。王瑶于1934年9月入学(学号2544，榜次第89名)后，即投身于政治活动，并在撰写时事评论方面以思想聪敏、倚马成章而崭露头角。次年3月因参加地下党组织的“现代座谈会”而第一次被捕。同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一二·一六”的游行示威。1936年3月，因参加抗议反动当局将中学生郭清迫害致死而举行的抬棺游行，二陷囹圄。两次铁窗磨难的直接结果是于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10月受命主编《清华周刊》第45卷。

逼人的社会问题可以使青年早熟。当我们面对这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旧杂志合订本时，很难相信它的编撰者竟是一批20岁左右的“娃娃”。它厚达1600多页，总计约200万字，出版时间为1936年11月到1937年1月的3个月之间。每星期出一期(含副刊)，约一百三四十页，每期不仅有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述评，而且以绝大的篇幅介绍新文化、新思潮、新科学，从《周易的辩证观点》到《苏联的五年计划》；从《地球的冷却》到《同温层飞行》；从高尔基、爱因斯坦到弗洛依德；从政治民主化到性道德，等等。它的学术论争常常惊扰社会上的“大人物”，早在第272期卷就曾刊载张君励的文章而在全国引起一场关于“科学与玄学”论战的轩然大波。在王瑶主编的这一卷上，由于连续刊登批判叶青荒谬哲学观点的文章而逼得叶青站出来答辩：《哲学不会消灭吗?》(载第9期)显然，在《清华周刊》的编撰者看来，抗日救亡并不只是单纯的政治斗争，而是开启民智、提高人的素质的伟大的启蒙运动。事实上，这本周刊的影响也早已越出清华园而远播于社会，在全国的周刊中，它的影响仅次于《国闻周报》。当我们将这厚厚的合订本一页一页翻下去的时候不禁联想到五四时代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