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有些偶然。正当王瑶回家省亲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如果当时他在校，也许会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去参加平西游击队或到大后方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或随学校南下。如果他同晋东南党组织能顺利地接上头，他也许会去根据地工作。然而，他却被困在哥哥的小杂货铺里长达3年之久。当他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昆明西南联大时，已近而立之年，他决定不再继续青年评论家的政治生活而转向学术研究。

王瑶重返西南联大清华中文系时，正是朱自清先生披着马夫使用的毡披风去上课的艰苦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后方人感到抗战前景茫然，经济陷于凋敝，几乎所有教师生活都很窘迫，但整个中文系和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空气却极为浓厚。“何妨一下楼”主人闻一多靠镌刻图章贴补生活，但整理《易经》、《诗经》、《楚辞》常至深夜不眠，成果惊人地丰硕。朱自清穿的旧夹袍纽扣都掉了，自己缀上些破布条系着。但“一日之中，除了三餐饭和午后的小睡以外，很少看见他离开座位。晚上还要到十二点以后才就寝”。此外如浦江清、许维遹、王了一、陈梦家、李嘉言、何善周等先生也都经常研究到深夜，成为习惯。物质上的匮乏与精神产品的丰富形成强烈对比，用今人的观点似乎难以理解。然而，从山西穷困落后的小县城来到这个文化环境中的王瑶一下子就选中了这种生活。经朱自清先生介绍，他先后到铭贤中学、天祥中学、五华中学兼课以维持生计。在此期间，他并没有中断参加进步的政治活动，在中学授课向学生推荐《新华日报》，在“三民主义”课中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但从总体上看，他的兴趣中心已转向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究。在当时的清华中文系和文科研究所，如果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没有较高的造诣，就没有学术地位和发言权。王瑶有充分的自信，凭藉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他能够取得这种地位和发言权。他深知自己具有老一辈学者所不具的优势：他懂得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深通新的文艺理论。凭藉这种优势，他能够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王瑶冷静地选择战略主攻目标，在补学大学本科课程的同时就把注意力转向魏晋时期的文学。他于1943年7月大学本科毕业时，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魏晋文论的发展》。这篇论文由朱自清、闻一多阅卷，一致批给了85分的优秀成绩。进入清华文科研究所学习后，他锲而不舍，继续从事汉魏六朝的研究。又经过3年的寒窗苦读，终于1946年2月以优秀成绩结束了自己的研究生学业。他的毕业考试及论文答辩都是非常郑重而严肃的。清华档案室还保存着闻一多所长为王瑶毕业初试及论文考试的事给梅贻琦校长、潘光旦教务长的两封信函及梅贻琦敦聘汤锡予(用彤)、彭仲铎、冯芝生(友兰)、吴辰伯(晗)、朱佩弦(自清)、王了一(力)、浦江清、许骏斋、闻一多诸先生为王瑶论文考试委员会委员的聘书。

在他结束自己的研究生学业时，他在中古文学领域里已经登上了高峰。这不能不首先归功于导师朱自清。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中的每一篇论文在发表前都由朱先生审阅、修改。但王瑶又在许多方面有所超越。朱先生关于中古文学的研究以考证细密、辨义清晰著称，并且能不露形迹地引入西方文论，博采精掇。王瑶继承朱的考证功夫，力求符合于“史”，但他从青年时代就锻炼出来的那种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和对扑朔迷离的现象进行条分缕析的能力，使得他从一开始就不把目光局限于一个诗人、一个概念或一种文体，而是从整体上梳理汉魏六朝的文学，探究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士心态同文学发展的关系，因而显出一种既严谨扎实又高屋建瓴的特色，较好地实现了“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这部《中古文学史论》具有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但不同于解放后撰写的某些文学史论著那样把文学当作社会政治经济的插图。作为鲁迅最好的学生之一，王瑶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研究方法，将“酒、药、女、佛”等文学典型现象作为中介，从而把社会政治经济同文士的心态衔接起来，避免了机械唯物论的弊端。他还注意吸收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之有益部分，如在《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一文中，应用弗洛依德的宣泄说解释宫体诗产生的心理原因为“……可以使纵欲的要求升华一下，使由生理的满足提高为心理的满足”(《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73页)。王瑶关于社会学视角与心理学视角相结合的尝试虽属初步，但确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如果说1935、1936年是先生政治上的黄金时代，那么，从1942年到1952年则是先生学术上的黄金时代。在这后10年里，先生不仅完成了《中古文学史论》，而且写成了我国最早的现代文学史专著之一——《中国新文学史稿》，为新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奠定了基本格局，从而在两大领域分别登上了高峰。为先生充盈的才华提供了沃土和舞台的就是清华大学。近几年，在纪念闻一多或朱自清的会上，先生3次提出并阐释“清华学派”，指出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对传统文化不取笼统的“信”或“疑”的态度，而是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为此，必须做到“中西贯通，古今融汇”，兼取京派与海派之长，做到微观与宏观结合。先生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并不囿于清华，而是从历史的高度上总结了近年文化学术发展的经验教训，指出了一条发展学术的正确道路。先生总是说，这一概念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推崇闻、朱是这一学派在文学方面的代表。事实上，它也是先生自己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心血所得，也可以说是他成功的诀窍。先生为“清华学派”系统开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这个名单惟独“漏掉”了一个人，就是先生自己。事实正如王富仁同志所说：“王瑶先生是清华学派当中的一位大师级学者。”

他在清华的最后一年(1952年)是在知识分子“洗澡”运动中渡过的。他终于成了一个重点帮助对象。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翻检他的“检讨”时，究竟其中有几分真诚几分无奈，已是说不清楚。总之，“洗澡”之后，多了几分觉悟，也多了几分谨慎。当一个人每写一句话都要想想自己是否会为这句话受到批判时，他的写作生命就差不多终结了。在此之后，王瑶先生依然写文章，只是那种锐斧劈山的气势大为减弱。他的弟子们则说，得益于师泽多不在文章之内而是在客厅的沙发前，用王瑶先生常用的说法叫“亲聆音旨”。先生曾因爱陶渊明诗而受到严厉批评，其实检视《中古文学史论》，其中并无对陶的溢美之词。他的鲜明的唯物史观不容许在自己的文论中给陶渊明以太高评价。恰是在受了批评之后，先生的言谈里反而多了几分陶渊明，多了几分魏晋文士的清峻和通脱。先生在主编《清华周刊》时明确表示不赞成屠格涅夫的“冷静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而欣赏克鲁泡特金所说：“对于革命者，最重要的还是热情。”并且郑重宣布说：“我要冷静，更要热情。”(《冷静》，《清华周刊》第45卷第7期)然而到了华发满颠，牙齿转黑的“黑白颠倒”之年，上述宣言似乎也“颠倒”了。1989年夏旅居烟台时，先生录杜甫诗句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然而，我依然怀疑先生并不“通脱”，他的内心隐藏着过于沉重的痛苦和巨大的热情。在先生去世那年的3月，我和张正权同志曾去拜访先生，汇报我们关于举行“清华学派”讨论会的想法并请先生牵头。先生慨然应允，并且热情地谈了许多关于清华中文系应如何办的想法。我坐在柔软的沙发上，望着先生那由于兴奋而熠熠发光的眼睛，聆听着先生那充满机智和风趣的谈吐，内心感到一阵阵的温馨。我突然记起《九歌》中的一句诗：“折疏麻兮瑶华。”先生的“瑶”是否出典于此?我不知道。洁白如玉的仙花，总是眷恋那养育自己的圣土的。当大司命从树干上将她折取下来时，她是否感到失去皈依的痛楚和行将枯萎的悲哀?她或许在为自己的痛苦和悲哀而歌唱，但那是一首无字的歌，是我辈永远无法听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