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写了不少研究老清华的文章，但并不是一个颂古怀旧之人。相反，我对新生活新事物的热情远胜于昔。但是，读完此书，仍然不胜唏嘘：不管今日之清华较之老清华有了多少长足的进步，“文采风流”一项确乎今不如昔。

照我看，这本书也许是受篇幅限制，也许是考虑到有些文章读者已经耳熟能详，故未能把众多精彩的文章一网打尽。老清华不仅有如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朱湘、曹禺、洪深、李健吾、沈从文、钱钟书、吴组缃、林徽因这样的一流作家、诗人；人文社会学科教授如冯友兰、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萧公权、黄晦闻、陈铨、张荫麟、吴宓，几乎人人能诗能文，个个文采斐然；就是专攻理工的如吴友训、周培源、梁思成、杨振宁、李政道也是诗词满腹，出口成章。杨振宁的一篇写邓稼先的散文被视为“美文”的典范。老清华的整个学校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环境越艰苦(如西南联大)，文化气息越浓。文科教授所受到的尊敬决不低于理工教授，特别是那些才华粲然的作家和诗人，他们是学生们心中的“星”。

我在1955年9月作为新生第一天走进清华的时候，当晚到荷塘、闻亭漫步，青松绿柳，惠风和畅，在满天的星斗照耀下的荷塘小径上，我依稀看到朱自清先生正从对面踱过来，脚步轻轻的。我恍然意识到，水木清华是诗韵的摇篮、灵感的源泉。我终于明白，曹禺的《雷雨》郁积多年，何以在清华能够喷涌而出。当时的蒋南翔校长是位政治家、教育家，也是位才华出众的文人。清华改成理工科了，他还说，我们不仅要培养杨振宁、林家翘，也还要出曹禺。但是，这个理想落了空。由于理工科功课奇重，加上政治气候的影响，五十年代虽然也出了几个作家，但成就并不理想。写小说、电影剧本的张弦是冶金系的，但只念了一年就转到钢铁学院；小说家、剧作家中杰英是带了右派帽子走出清华的。他们的成就很难说和清华有什么关系。清华九十周年校庆时，我请学生编了一本九十年诗文集，其中五十年代的作品相对贫乏。作为那个年代的学生文艺社社长，我的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改革开放后的清华，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气宇轩昂。相形之下，清华园的老建筑大有被吞噬之势。这是社会的进步，清华的进步，本该如此的。不能想像一座现代大学蜷缩在小小的皇家花园里。但是，历史的进步总要人们付出代价。去年，一批画家应邀来清华作画。他们大多还是愿意以老清华的雕梁画栋为对象，即使画新的高楼建筑也要平添一些古松山石之类。说他们不识新事物吗?紫光大楼盖得实在漂亮，但若要我写一首诗，我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这也许是“世纪的贫困”，不是清华自己的问题。清华在加强文科建设，但同“文采风流”没有关系，不仅风头最健的经管、法律、公管各院没有关系，人文社会科学院也没有关系，而且可能是文采的“杀手”。因为，文科正在“科学化”：譬如父母和子女的亲亲关系，过去说这是道德伦理问题，现在说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父母的赡养问题由此获得科学根据，但那些赞美慈母的流芳百代的古诗文呢?好像没有用了。

有人说，“文采风流”又能怎样?!是的，“文采风流”既不能当饭吃，也未必能促进社会进步。如果把当今的科学院院士召集起来考考作文，未必都能得到好分数，不及格的怕也有。有谁能否认他们是当今社会的智者和大师呢?但是，想起清华前一段有个学生向熊的脸上泼硫酸，进行“科学试验”，又觉得“文采风流”未必同“人”没有关系。脑子里装一点文学艺术，他会知道人的可爱、自然的可爱，未必会下得去这样的毒手。

最近，格非教授应聘到了清华中文系。他是著名的先锋派小说家，来了不久就对清华学生的灵气赞不绝口。在他的鼓舞下，我请学生编了一本学生的作文集《雕刻西风的木匠》。我总是有一种不衰的乐观和信心：希望在纪念清华100周年的时候，能编出一本《文采风流新清华》，并且出版社能高兴地告诉我：卖得很好。

2002年9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