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这在说什么鬼话啊？在冬园提案之后，马斯卡姆曾写道：“丹尼尔·李布斯金工作室。如果想看杰作的话，这里一定找得到。”《纽约时报》后来的这篇社论，就算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也一定经过他的签名认可。短短两个星期不到，我们的设计怎么就从“高入云霄”的设计变成“有攻击性”的战争纪念碑了呢？

这真诡异。那么THINK团队设计的“世界文化中心”（World Cultural Center）放在马斯卡姆面前时，他从这些细瘦如柴的大楼中看到什么呢？博物馆、表演艺术中心和会议中心悬在两栋大楼之间，都是不着地的悬浮构件。在北塔，悬浮构件与大楼的连接点就是“9·11”当天飞机冲进北塔的地方。而悬浮构件与南塔相接的地方，就是飞机撞进南塔的那一点。不管别人喜不喜欢这个设计，它是如何提出“一个承平时代的意象，极具理想色彩，看来几乎无法实现”的形象，我看不出来。

我读下去。马斯卡姆还没说完。他嘲笑我的作品是“预料中的媚俗（kitsch）作品”。哇！这招在建筑评论里头够狠的——说别人的作品很媚俗。你可以说某个设计很丑，不切实，甚至说是从别人那边偷来的点子，但就是别说它媚俗。

马斯卡姆的“评估”是这么结束的：“（THINK）提案留给纪念活动的空间，其表现力近乎大教堂。但那些空间以启蒙精神为骨架，美国自建国之初就以此精神为底蕴。借由哀悼，这种精神将建起学习之塔。当我们的敌人还深陷封建的迷信之中，它们将带着我们远远超越这个层次。”

学习之塔？这听起来好像是从斯大林时代的文学里抄来的！这家伙早餐是吃什么东西啊？

第二天，尼娜走进冬园，怀里抱着雷切尔，有个《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走近她，这人正在写一篇关于我的报道。“请问，您对马斯卡姆的抨击有何看法？”

尼娜笑了起来。“我先生要比我心怀慈悲。我想杀了他。”她指的是马斯卡姆。第二天的《洛杉矶时报》登出她脱口而出的话，又有十几家报纸加以引述。

几个月后，我们赢得设计竞赛，尼娜说服马斯卡姆到纽约的四季酒店，我们重修旧好。她为自己一时的口舌之快道歉再三，但是结果并不是很成功。马斯卡姆还是公开表示反对与蔑视。他主要是反对我替这个项目里若干要素所起的名字，如英雄公园、光之楔。他也痛恨我明目张胆地引用美国的象征——自由女神和1776年，他认为这带有右翼军国主义色彩。我试过跟他沟通，但他没兴趣。

“但之前你都很喜欢的啊，”尼娜问他：“你在报纸上这么说的。我们的提案没有变。我们说的东西没有变。丹尼尔没有变。你为什么改变心意？”

“12月的时候，你们还是7组进入决赛的团队之一，”马斯卡姆冷冷地说道：“但后来你们成为仅存的两组之一，那一切就不同了。”

我突然明白。这跟哪个设计最好没关系，显然马斯卡姆是希望自己人出头。

赫伯特·马斯卡姆算是中途倒戈，而《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记者威廉·纽曼（William Neuman）则是从开始就死咬着我们不放，甚至去查我的姐姐，看我们当年是不是真的坐船来美国，还是只是公关噱头。后来我得知此事，觉得实在好笑。《纽约邮报》干嘛这样乱咬我们？我一无所知。但他的攻势从来没停过。

不过，我们实在没时间担忧这些枝枝节节，得把力气放在方案上。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这么多东西要研究——密度、工程分期、成本、可行性。做新的计算、画新的图，还有一大堆修改。尼娜把我们动员起来，一副要准备渡过鲁比肯河（Rubicon）①的架势。她把我们的客户从世界各地找来，争取他们的谅解，把其他项目的完成期限往后延。每个客户都同意了。整个办公室怀抱热情，投入工作。尼娜把我们仅有的一点钱全部投入。

我们开始整理大西洋两岸的办公室：只要跟世贸方案无关的模型就归架、设计图就卷起来、电脑档案就关掉。我们把建筑师分组，每一组都有领导人、自己的办公室，也有特定的任务。尼娜排定每天开会，协调大家的工作，同时，我和她两个人在办公室之间日夜奔走，监督电路管线、电梯间的设计、地铁出口的分析，新发明的保安装置与科技产品更是令人眼花缭乱。

我们决定以港务局的考虑为重，因为我们越是做下去，就越了解重建曼哈顿下城的地下部分有多么重要。世贸中心位于曼哈顿的顶端，是交通的汇聚点，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涌入，在此交会。电线、电梯间、转运站。哦，转运站！公交电车，每天有几万人从新泽西来到纽约。纽约的1、2、3、4、5、6、9、A、C、E、J、M、N、Q、R、W和Z号地铁线。布鲁克林炮台隧道（Brooklyn Battery Tunnel）、荷兰隧道（Holland Tunnel）、布鲁克林大桥②，都是这座城市的生命线，哪怕是动到一点点，都要花上几十亿美金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