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生产电话机也能算得上是高科技，但是黄老板做的是来料加工业务，两头朝外，并不需要自己设计和计算，所以内地招聘来的大学生其实就是协助香港师傅管理，工程师的地位当然比“师傅”低。

香港师傅当时看不起大陆人，原因是大陆人技术太差。厂里面大学生也看不起香港人，原因是香港人没文化，连欧姆定律都不知道。黄老板一直想缓和这种矛盾，但是都没有成功，直到聂大跃来了之后，这个矛盾才解开。

聂大跃来了之后把香港的师傅全部镇住了。聂大跃的动手能力比他们强。并且他还知道欧姆定律，知道公制与英制的相互换算。在黄老板眼睛里，他既是师傅，也是工程师。

黄老板请聂大跃吃饭，问：为什么你行他们不行？

“他们”指的是厂里的那些大学生。

聂大跃说：“你这里需要的是技术工人，不是工程师。”

黄老板瞪着大眼，没理解。

聂大跃进一步解释：“如果动手，把配件安装在一起，焊接上，技术工人比工程师强。”

这一下黄老板似乎听懂了，但很快又糊涂了，眼珠子转了一圈，说：“不对呀，我这里有你们大陆的很多技术工人呀，他们怎么也不行？”

聂大跃笑。黄老板问他笑什么。

聂大跃说：“他们大多数都不是技术工人，是农民，是农民就不是技术工人，技术工人一定是在城市里的，在工厂里的。”

聂大跃的话要是放在今天或许有点绝对了，但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确实是这样的。技术工人首先是工人，如果连工人都不是，怎么能说是“技术工人”？而在当时，“工人”肯定是城市人，农村人不叫“工人”，叫“农民”。

黄老板琢磨了半天，问。“那么，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城市的而是农村的呢？”

“看身份证。”聂大跃说。

“看身份证？”黄老板还是不理解，“身份证上面没有写着他原来是工人还是农民呀？”

聂大跃笑。

“你笑什么？”黄老板问。

“您看不出来，”聂大跃说，“但是我一看就知道。”

黄老板点点头，这下胜读十年书了。于是决定好钢用在刀刃上，立刻提拔聂大跃为主管，首先管人事。

在聂大跃当上主管之后，给胡娅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思念之情，希望胡娅沁能跟他一起来深圳。

胡娅沁对聂大跃还是有感情的，事实上，任何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结发夫妻都是有感情基础的。胡娅沁后来还真的来的深圳，是请假来的，只呆了一个月就回去了。胡娅沁与聂大跃不一样，胡娅沁是矿上的人，舍不得轻易放弃这个好职业，再说胡娅沁感觉黄荣发的这个电话机厂比稀土矿差远了，连稀土矿的一个小车间都比不上，夫妻俩把一辈子的希望都押给它也太不理性了。于是胡娅沁到底还是回去了。回去以后的胡娅沁决定不辜负父母的殷切希望，继续埋头读书，终于获得了函授大学的大专文凭，也算是没有虚度年华。

取得大专文凭的胡娅沁并没有抛弃丈夫，但是也没有要孩子，因此他们的夫妻关系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存在得不彻底，算是边缘状态吧，要不是一次偶然的机遇让聂大跃有了自己的事业，很可能他们早就离婚了。

聂大跃的机遇发生在1991年，深圳发行新股，凭身份证抽签，一个身份证只能购买一张申购表。聂大跃感觉到这是一个机会，但是一张表的中签机会太少了，于是他很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决定跟黄老板请假回去一次，理由是想老婆。

黄荣发是过来人，理解男人想老婆的滋味。于是劝聂大跃不要太死心眼，厂里面这么多打工妹，个个水灵，不如就近找一个做女朋友算了。黄荣发的意思大概是含蓄地说聂大跃的老婆胡娅沁不水灵，但是没有明说。聂大跃不说话，仍然说要回去，最后黄荣发只好答应他回岳洲探亲几日。

聂大跃因此就感到了资本家的人情味。在内地，无论是国营单位还是集体单位，“乱搞男女关系”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单位”的职能之一好像就是防止男女职工之间乱搞男女关系。因为国家的法律对“乱搞男女关系”好像还比较宽松，所以必须要单位这一环节来严防死守。那时候，如果像聂大跃这样在单位做一个主管，跟下面哪个女工有男女关系了，除非单位不知道，一旦知道，轻者行政处分，重则开除公职，要是赶上严打，送去劳改劳教也未必不可。所以，那时候的女孩子或者是女人甚至是自己的老婆，遇上这一类的事情，威胁男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闹到他单位去”。只要一说“闹到单位去”，男人马上就就范。现在倒好，作为“单位一把手”的黄荣发，竟然鼓动聂大跃在打工妹当中找一个相好的，聂大跃只能从正面理解，理解成是资本家的“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