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体制消除了人们对于金钱的忧虑，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足够的钱购买可供应的商品。虽然人们没有机会购买奢侈品或是挥霍，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是有所保障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无法享受这种保障，于是很多原民主德国人经过了一段痛苦的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一夜间，人们失去了铁饭碗，对于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老一代民主德国人来说尤其困难。同时，自20世纪50年代起民主德国就由政府控制并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而现在通货膨胀泛滥，从而使得商品，尤其是进口商品价格昂贵，并造成人们手中的货币贬值。虽然体制转型期间部分人获取了巨额利益，但却是通过投机倒把实现的。一个原民主德国人如此精辟地总结了转型前后的对比：“苏联体制下，你有钱，但没东西可买。现在是商品琳琅满目，而你没有钱买。”

这一表述生动地描述了一个重要特征，即心理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埃里克·弗罗姆（Erich Fromm）在其1941年所着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中所阐述的我们的文化中一个最可宝贵的品质。弗罗姆在书中论证道，自由是由相辅相成的两部分组成的。人们普遍认为自由是“人类逃离政治、经济以及精神枷锁”，并将其定义为没有外来力量干涉人们追求目标。与这种“逃离式自由”（freedom from）不同，弗罗姆提出了另一种与之相辅的自由，并将其定义为实现自由的能力：“实现式自由”（freedom to），即实现一定成果并充分发挥自我潜力的自由。“逃离式自由”并不总是伴随着“实现式自由”而存在。但无论是何种自由，一个人都应该有从选择中获得全部利益的自由。我们允许一个孩子拥有一块曲奇饼干，但前提是孩子应当首先设法拿到架子上的饼干盒。

理想的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强调的是一个人逃离外来约束力，实现社会地位的自由。至少从理论上讲，人们成功或是失败的机会是均等的。没有约束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更聪慧、工作更努力或者仅仅凭运气的人将占有优势。因此，现实世界中有着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所有的选择，一些人甚至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如食物、住所和健康检查。而理想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则恰恰与之相反，它强调的是结果而非机遇的平等性，它保证社会成员都拥有实现基本生活需求的自由。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矛盾就在于，为了满足部分人的需求，就必定要减少他人的资源，政府需要出面征用他人的财产、限制他人的经济行为。

真正的选择要求一个人拥有选择的能力，并且不受外力干预，这也就意味着一种体制向以上两种极端中的任何一个过于靠拢都将限制人们拥有选择的机会。同时，两个极端在实践中都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缺少“实现式自由”会导致那些无法自力更生的人经受贫穷、苦难，甚至是死亡，当然也会产生富豪。巨大的财富将导致权力的不平衡，使得那些富豪有能力去逃避法律的制裁，或是改写法律，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这也是19世纪末期对“强盗资本家”的控诉。而从另一方面讲，缺乏“逃离式自由”也易使人产生惰性，更少从事其力所能及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怎样，他们的需求都将被满足。缺乏“逃离式自由”也将遏制创新和进取精神，因为人们即使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无法获得更多的回报。同时，这种体制下，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控制力，过去大多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也正是如此，而权力的集中必将导致腐败。

幸运的是，尽管不可能同时将两种自由的优点最大化，但二者之间并不是零和游戏。两种社会体制都可以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最优化，例如通过征收税赋创造社会的安全网络——对“逃离式自由”的小小限制，换来多数人“实现式自由”的利益。（当然，对于一部分人而言税率甚低，但对于另一部分人则是无法容忍的高。）多数人倾向于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事实上我们对于平衡的评断都是根据个人的经历和文化背景而作出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