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隧道走上来，一脚踏上广州火车站的第六站台，就见到那列苍绿色的第二七二次火车，停在那里。列车中央的一个车厢外，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广州-西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西安这地名，挂在一列火车上。

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兴奋了。上回这么兴奋，恐怕还是年少时第一次乘火车，离家到外地工作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十八岁出门远行，太年轻了。那年的兴奋，只怕还多过离愁。如今，在国外漂泊了十多年后，终于第一次到西安去，兴奋还是难免的。

我找到那节软卧车厢。一名穿着制服的中年女列车员，彬彬有礼地站在车门边，检查车票。"请上车。"她说。

"到长安的吗？"我随口问。

"长安？"她愣了一下。"哦，对！您是指西安吧。"

看来，我又把长安和西安混在一起了。出发前，我重读了向达教授三十多年前初版的那本名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也重温了一些唐代史料，心里不免老是念着长安。在往后的几天，我依然经常把西安说成长安。

进了卧室，放好简单的行李，倚着窗子，观望站台上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这里有一种飞跃的、忙乱的生命节奏。甚至，还有人把小货车，开到站台上去载货或卸货，横冲直撞，好不危险。空气中也凝结着一种期待。我的心没有一刻得以安宁：又是兴奋，又是紧张，又是盼望。我知道，这将是我一生中，少数几个难忘的旅程之一。

从广州到西安，乘飞机只要两个多小时就到达，乘火车则要整整三十六个小时，足足两天两夜。但第一次去长安，就坐飞机，飞在高空中，沿途的风景甚么也见不到，太没意思了。我这个火车迷，当然选择火车，而且两天两夜的火车，我这一生都还没试过呢。

下午一点多，火车缓缓开出广州站。在这个四铺位的卧室，只有我和另一位旅客。他五十多岁，温文儒雅，是西安武警学院的一位英语教授，和我的专业非常接近。他显然也经历不少曲折。五六十年代，他是学俄语、教俄文的，但如今却教起英语来了。

这一回乘火车，我有了经验。先换上短裤和拖鞋，再把上衣脱了，只穿着一件背心，仿佛就跟在家中一样舒服自在。我把那瓶在广州火车站买的五粮液开了，坐在软卧铺位上独饮。绿油油的稻田，在窗外像一幅手卷般慢慢打开。五粮液果然是好酒，不比茅台差。

那位英语教授原来是到深圳去，探望在那儿工作的女儿。他说，由于他的"职级"达到规定，他这回到南方，来回乘坐软卧的费用，都可以向他的工作单位"报销"。否则，以他每月三百元的收入，那是没有办法的。

这位教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对英语教学法的见解，反而是他对深圳和广州的吃的评语。他和唐代那位来自内陆的韩愈一样，完全不欣赏南方人的海鲜和水产，只觉得"腥臊"。最妙的是，他对广州粥的评语。

"广州人竟然把鱼啊、肉啊、猪肝啊，统统往稀饭里头搁！好腥！我受不了。我们早上喝稀饭，就是为了尝尝那米的清香味。现在他们把鱼啊、肉啊，都往里头搁，完全破坏了那种米香！"他说。

我这才第一次醒悟：香港和广州的所谓及第粥、鱼片粥，确是"搁"了不少鱼啊、肉啊的东西。这种吃法，确是广州一带特有，其他地方未见。就连潮汕的粥，也只另外配荤素小菜，并没有把鱼啊、肉啊往里头"搁"。这以后，我在华北一带旅行，早上吃典型的北方早餐稀饭油条，若觉得味道"清淡"时，常常会想起这位西安教授所说的这一套"米香"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