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曾有一个论断：存在二元结构的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过程，其中的转折点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这个拐点一旦出现，就意味着“人口红利”优势的反转、消失。

那么，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会在何时出现呢？2007年3月，世界银行一位高级官员伊曼纽尔·吉米内兹表示：中国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在2010年左右消失。而国家统计局人口司的专家认为，2006—2015年间，劳动力人口仍将缓慢增加，在2016年达到峰值，此后劳动力人口开始缓慢下降，2015—2020年将年均减少120万人，到2020年的劳动力人口为亿左右。与此同时，2010年以后将出现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并突破15%，总抚养比到2017年将突破40%，届时中国将从“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负债期”。

著名人口学家蔡昉则认为，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我国人口总量在2030年达到最高点，为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亿；劳动力人口增长率，预计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在人口结构中，少儿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到2050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特征会越来越明显。最乐观的估计，2015年前后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

尽管判断时间存在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刘易斯拐点”离中国已越来越近了，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巨大支撑作用的劳动力资源，像其他各种资源一样也会有短缺的一天。

四、博弈的“本钱”

1. 欧美前鉴

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对资源和能源的大规模需求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历史上的制造业大国在发展历程中都不同程度上遭遇过这些问题。

英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制造业强国，曾经依靠强大的国力在它遍布世界的殖民地进行廉价的资源采购，后来随着国力渐微和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国获取资源的代价越来越大，制造业也就逐渐衰落，进而被美国赶了上去。而美国的制造业在经历了近百年的高增长，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呈现出疲态，其重要原因就是发展经济所需的能源与资源消耗太巨大，将国际资源价格不断推高，从而加大了它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开始出现一系列连锁衰弱现象。日本也不例外，“二战”后，日本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曾推动了经济的振兴，但迫于国内自然资源匮乏，日本对国际资源的需求不断膨胀，制造业最终难以维系这种高增长速度，开始走向缓坡。

环境污染也是如此，欧洲在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伦敦烟雾、莱茵河与泰晤士河污染等一系列公害事件。遭遇变身“下水道”之苦的也不仅仅是今日中国的黄河，昔日的莱茵河也曾遭此劫难。今天看起来如诗如画的莱茵河，当年也因为工业废水的流入而污染日重，一度变黑发臭、鱼虾绝迹、水鸟飞尽，被人们厌恶地称为“欧洲下水道”。直到20世纪中期，沿岸各国才达成共识，颁布了《水域管理法》，经过持续治理，莱茵河才又恢复了清澈碧澄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