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连串的政策运作，美国对日施加压力遭到了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指责。有人指出，“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是开端，经过了堪称改造日本的日美构造协议，现在终于惹出乱子，美国要求日本进行制度改革了。”

的确，美国不放过任何一个对日本施加压力的机会。这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美国对官员的行政任命制度。“一旦交涉有了‘成果’，他们就记到自己的功劳簿上，引以为骄傲。我猜他们的工作业绩和生活水平密切相关。”日元美元委员会的成员大须敏生这样说。

大须举出了马尔福德的一个例子。“他本来是在欧洲市场从事日常商业活动的老手，碰巧那几年被提拔成政府官员，这样就坐到谈判桌前了”。而与此相对，日本的官员则具有相当的行政连续性，正像本书所指出的这样，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龃龉。

归根到底，是日本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日美间无疑要经过一些利害关系的调整。中心问题就是如何重组日本的经济体制。

二战后的日本处于“开发主义”的体制之下，把人力物力财力都分配到重点领域，将赶超欧美作为目标。换一句话说，就是对外实行门户闭锁，让出口企业的机器满负荷运转，以制造业为中心提高国际竞争力，使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在金融方面，人为地实行低利率政策和护航船队的方式。（池尾和人《开发主义的失控和保守》）

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就这样被迫改变了自己的经济管理体制。1983～1984年间的日元美元委员会和1989～1990年间的日美构造协议，美国方面的主张惊人地相似。前者要求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后者要求行政管理和企业行动要按照市场原理进行，以此改变对外实施门户闭锁的日本。

经济结构的改变通常都伴随着痛苦。现在经济泡沫破裂后，经济调整的剧痛更是一言难尽。一些指责美国对日本施加了过多压力的人认为，如果美国不提过分要求，日本的行政管理和企业经营仍然继续与外部隔离，1990年代以后或许能好办一些。

但是应该看到，“开发主义”的经济运营迟早会碰壁。企业资金需求的降低和资金的剩余，是日本经济增长失去方向的象征。本来在1980年代中期，日本就应该彻底放松经济管制，实施结构改革，促进民间的商业活力。

在1986年发表的《前川报告》中，虽然把扩大内需作为目标，但土地所有者和农业保护团体等既得权力群体依然过于强大。通过财政金融政策来刺激内需是压缩经常盈余的有力手段，但在股市楼市的价格暴涨、都想软着陆的时候，基本没有听到这样的主张。

金融机构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1980年代后半期不动产的价格开始回升，金融机构走上了一条最简单的道路，就是不动产的融资。企业对银行的资金需求开始下降，金融自由化引起了经营者的焦灼，产生了泡沫。

大企业开始疏远银行，银行的资金找不到利用场所，出现了过剩，之后就进行不动产的相关融资。这进一步助长了资产价格的暴涨和信用的膨胀。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副总裁水上万里夫在回顾“长期信用银行和泡沫”的关系时，就是这样的观点。（鹿岛和平研究所丛书《克服平成大萧条》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