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城市间相互竞争，但无论在北半球或南半球，仍有许多专业角色与利基是它们所能扮演、发挥的，而其中的挑战在于，无论是否身为技术、金融、时尚或传统中心，城市都要评估，自己本身是否机敏地认清，并利用了自身独特的卖点。或更重要的，就是调整人才的创造性技能，以因应任何可能出现的需求与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彼此竞争并互补，犹如在金融界般：随着各时区的起承转合，先由东京交棒给伦敦，随后再由纽约接棒。

层层联系

无论是个人、政治或经济方面，城市中的联系是层层相叠的，而且通常建立在历史性的迁徙模式上；例如，从温哥华到悉尼，华人移民形成了“竹子网络”①，成为华人贸易系统的一部分。然而，这类联系并非始终显而易见，如控管金融贸易之类的联系可以察觉，可是除非我们热衷看超市标签，否则多数联系是不显眼的。

由于经济繁荣、技能短缺或战争，才会在各个地区不断建立新联系。阿尔巴尼亚人与土耳其人主宰维也纳的“生鲜市场”（Fressmarkt）；“200阿富汗”（200 Afghani）的驾驶员控制从华盛顿杜勒斯机场（Washington Dulles airport）开出的出租车路线；韩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等在洛杉矶都各有聚居地；100万古巴人群集迈阿密，将它变成当地最大的拉丁美洲城市之一；而30万希腊人则将墨尔本变成继雅典之后，最大的希腊都市小区。这些族群会先满足本身的需求，接着寻求更广泛的商机，继而加强了国际贸易。由于新移民人口则需要花些时间，才能融入地主城市，因此可能会成为创意潜能与冲突的来源。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世界里，对想成功的城市来说，寻求以创新的方式来缩小文化差异，将成为日益优先的要务。

而要组织这股互动、贸易与资金的洪流，则需要在城市与国家层次上，寻求后勤、管理与规范架构的创新。由于资本流动创造出变动的财富，因此城市需要注意维持竞争力。每种优势的新来源都需要大量创新与介入，如良好的管理、建立互信伙伴关系的能力，以及提供诸如保健、住宅，或文化等支持设施。而因应全球管理组织、国际贸易协议、环境平衡、公平问题、文化认同的新要求，还有从发展中国家的健康医疗设施到住宅等基础建设，无一不需要创意。

规模问题在此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如人口成长等线性趋势制造了新动能，而这需要不同优先次序的创新对策。1900年时，有十几座人口破百万的城市，如今则有超过三百座，城市化的速度有增无减。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往往赶不上人口压力。首先土地的可利用性与价格，大大决定了城市的开发模式与过程，其次，还有深植城市组织中的不利与不满因素。

极度全球，极度地方

然而，城市最重要的要素就是人，他们虽遭受全球趋势冲击，但大都未注意到它们，或视这些冲击为与日常生活以及生存有迫切关系的个人经验，如上商店购物、处理破轮胎、寄信、遛狗、串门、上班，或是送小孩上学等。而典型的城市管理人所追求的，就是确保这类日常经验能畅行无阻。至于其中的每一个小要素，都有改善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