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的人容易把一些期待放在倾听者身上，这种动力（ dynamic）是精神分析学派所谓的“移情”（transference）。简单地说，移情的是说病人常常假定那个不说话的心理分析师是他父母的翻版，对他的严厉批评就如亲生父亲一样，或如母亲一样以他的成就来蛊惑他，希望他更努力。事实上，移情指的是：所有个人经历的关系是由个人的“主观性”（subjectivity）形成的，包含过去的经验、期待、感受、希望与害怕。移情并不只限于治疗领域，也不只是一种扭曲的状况而已。克里斯与一位善妒又喜欢竞争的姐姐一起长大，姐姐总是想证明他是错的。克里斯的姐姐会问一些听起来好像很无辜的问题，但是结果都一样：证明克里斯是错的或是笨的，或两者都是。现在不管克里斯的女友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觉得自己被攻击！移情就是：说者对于听者的经验是无意识地依据先前建立的期待而组织起来的方式。

瓦特很不喜欢妻子永不休止的批评。几乎他所说的每一件事，妻子都要挑战他，结果，他就不再多说了。根据朱莉娅的说法，瓦特是太过敏感的人，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是这样，但是他坚称老婆是一个吹毛求疵、喜欢掌控的人。“她老是叫我做这做那，”他说，“她就不能够让我清静一下。”如果这些抗议提醒你像是一位青少年抱怨他的母亲，你就可能是有移情的现象了。

不管瓦特的老婆要求他替她做什么事，他都觉得她是在指使他，对许多女性来说，被迫担任一个“控制型”的母亲可是再熟悉不过了。该怎么办呢？这可是个难题。其中一个解决方法是，女性需要认真思考男人过度反应的倾向，小心避免让对方觉得自己像是个无止无休的抱怨者。事实上瓦特的妻子也这么试过，知道丈夫很敏感，她就曾有过几个星期

都没有要求他做什么。而照顾家务与庭院对她来说负担实在太大，她就抱怨说她需要丈夫分摊一些责任，而因为累积过久，很容易让她出言不逊，他因此觉得被指责，也很气愤，那个恶性循环就又重新开始了。

另一个解决方法是借用哈利·苏利文（人际分析学派的创始者）使用过的一项技术。苏利文最著名的就是可以与严重困扰的病人一起工作，他的许多病人都有偏执幻想（也就是最严重的投射行为）。只要苏利文担心某位病人可能会投射一些期待在他身上，他就会采用所谓的“反投射评论”（counterprojective comments），明白地否认被投射的那个角色，这种评论的重点在于——确认自己很不符合病人所投射的那个角色。例如，如果治疗师用指责的口吻说“我不是你妈！”就不恰当。更好确认治疗师不是那个吹毛求疵的母亲的说法是：“我不是要吹毛求疵，但是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不要把事情弄得更复杂？”

移情常被视同“扭曲”，也许与说者当时想要从听者那里得到的有关。举例来说，一位女性正在聊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节目，可能不会希望从听者身上得到什么，然而假如同一位女性曾经遭遇过车祸，她也许需要听者担任一个同理的“自我物”，因此就将这个需求投射到听者身上。在第一个案例中，她也许会与听者分享相似的经验，而在案例二里，除非她的感受被理解了，否则她可能不希望中途被打断。

精神分析学派的另一个名词——“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指的是听者的一种复杂状态，听者的主观性扭曲了他的对话经验。如同前述的移情一样，反移情不是一种单纯的扭曲而已，因为我们对他人的期许真的塑造或重塑了人我关系。一个女人期待男人只谈他们的事，也许会问更多的问题，甚至使她自白的更多，也因此证实了她的期待；一个男人期待他太太不会对他一天发生的事感兴趣，也就不会去问一些能引起他兴趣的问题，结果他在谈话中所获得的和他所投入的是差不多的。

桃乐丝对她弟弟建议说他们应该问问母亲，希望为父亲举办怎么样的丧礼。朗很生气地回道：“我总不能什么事都放着不管，就这么飞过去吧？我不能待在那里一个星期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哀悼啊！我在这里有事要忙，而且很多人要依赖我。”桃乐丝不曾对弟弟有过这样的期待，也不清楚他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么生气。

反移情就是：听者因为所说的事受到干扰而有情绪反应。

当听者有反移情情况发生时，成熟的反应如同理、不同观点、幽默、智慧与对另一个人的关切，都因为通过了听者的“情绪三棱镜”而受到扭曲。

虽然移情与反移情两个名词不能真正告诉你你不了解的事，但是可以提醒你：倾听可以被听者或说者破坏。事实上区分两者（除非你不了解我所说的）是有点武断的，因为沟通过程总是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也就是反映了两个主观现实（subjective realities）的动作与互动情况。

造成听者做筛选的主要因素是听者自身的需求、成见、期待，以及防卫式的情绪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