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男孩让我这样干的

从此开始，我们似乎对群体行为的真正运作原理有了点更清晰的认识。在对戴安娜王妃的悲痛到达高潮时，以剑桥为基地的文学杂志Cranta抱怨遍布全国的“花束法西斯”——我认为他们是指必须参加致哀活动的社会压力。其他人为必须以其他形式参加活动的压力而悲哀；我的父亲就以他自己的方式，坚定地拒绝为某位“有些胖(而且已经去世)”的王妃变得多愁善感。

对于想理解人类行为的万花筒的人们，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我们周围的人类行为不是由强大的非人类力量，例如经济学，或者品牌，或者创伤性事件驱动的(不是像卡尔·马克思、娜欧蜜·克莱恩或者文司·派克等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很大程度上，个人不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做不该做的事，而是通过别人的影响。这是本书对群体行为提供的模型的中心。

所以，花束纪念活动这些行为，不是在交通事故或酒后斗殴之前发生的个人行为，更不是鲜花行业或花束销售人员对群体洗脑的结果。这些行为都很好地证明了，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对他人施加深刻的影响。不仅是我们身边的人，还包括那些我们从未谋面的人，甚至将来也不会见面的人——人们影响他人的行为，反过来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和花束纪念背后的原理一样可怕的是，这种现象遍布在英国的栏杆上，路灯柱上还有交通灯上，揭示了关于人性的深刻而长期潜在的事实，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市场营销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政府官员都可以理解：我们人类的种族属性是“我们”，个体在做出行为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正如我童年时期常用的借口，“大男孩让我这样干的。”

一本关于群体行为的书

这本书为任何尝试改变群体行为的人所作——群体可以是消费者，可以是员工，或者是特别的公民。这不是一本自我帮助的书——尽管我在调查和撰写过程中学到很多。这也不是一本挑战专业人士的书。对于帮助个人改变生活的专业人员，我没有要质疑的意图。

不，这本书不是关于个人，也不是关于个人行为的，这是一本关于群体行为的书。

这一点为什么这么重要？

市场营销、管理、公共政策和服务传达，所有这些事实上都与工厂、医院、财务或服务级别协议(SLA)无关，与满意度测量或者其他我们感觉比较容易衡量的事物无关。相反，它们和(应该和)人类行为有关。但不是和个体行为有关——所有的组织都需要为其组成成员(消费者、员工、公民)服务，能够驾驭他们的才能和努力。在群体行为方面，以及如何预测和形成群体行为的方法上，三者之间都密切相关——或者应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