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三十九岁的男子早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期间他进出医院不知多少次了，有时是因为突然发脾气，然后对父母实施暴力。他从来没工作过，一直住在家里。但是他拒绝服用开给他的药，导致他时不时神经错乱，最终也就不时要到医院住一阵子。他经常听到一些指责他的声音，感到有人在“追他”。而且他有些很特别的习惯，比如在大街上游逛，一逛就是几个小时，捡人家的烟头，或者一天洗二十个澡。他父母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离婚了，之后他和母亲住在一起，这时候，她把他送到疗养院去了，这使得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这期间，他母亲开始害怕他，不愿再见他。当他试图去见她时被疗养院的人制止了，他们对他实施了外力强制，甚至求助了警方介入。这种情况发生了两次，两次他都被送到一个紧急控制室，人们对他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估，然后对他又进行观察和药物治疗，但是两天后他被释放了。从没人去调查他的精神病史，没人知道几年前的经历就积累了对他的第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怨恨——这名医生曾经建议对他进行强制入院治疗——现在他决定去抢劫那个医生，然后用这笔钱带着他母亲远走他乡，这样他们就能生活在一起了。为了这一目的，两个星期后，他拎着个箱子进入了那个医生的办公室，里面有各式刀具、胶带以及其他跟犯罪和逃跑相关的用具。他一开始到底是想杀死还是只是伤害医生已经无法证明了，反正他拿着刀子开始攻击医生。听到响动，隔壁房间的女医生跑来救她的同事——同样也被这个拿着砍肉刀的男子攻击，而且比他刺杀第一个医生所用的力气还大，结果第一个医生没死，第二个反倒死了。虽然一开始的计划是抢劫第一个医生，但杀死这位女医生倒是凶手的临时起意，凶手随即逃离大楼，几天之后才被抓获。因为受害者是个著名的、备受尊敬的精神病学家，所以她的案子立刻上了头版新闻。一开始的标题都怒气冲冲的，因为“那疯子还没被抓到”，这句话是最让公众恐慌的。

至于这个杀手，经过案后总结，发现他表现出了几乎所有的——除了吸毒——已知能够预兆暴力行为的因素（包括精神病人的特殊症状）。罪案发生前有很明显的排练，然后是买武器，减少约束（就是停止服药），认定自己受到了从前医生的迫害，过去和最近的暴力行为，多次表示不愿意住院，觉得自己被冤枉的思想观，活跃的妄想，还有命令式的幻象。这些全都发生在一位长期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而且是男性患者，这又比女性患者要危险多了。不幸的是，案发前几天才见过他的紧急控制室的医生没时间，也没直觉来发现这个人正处于逼近的高度暴力危险中。他属于那种在近期有90%可能性要爆发暴力行为的少数病人之一，虽然这一风险最终演变成实际凶案的概率并不高——他可不属于大多数精神病人所在的暴力风险只有1-2%的那一群，而凶杀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零风险。私人医院的医生办公室门口当然没有金属探测仪，也不会有保安救援之类的，所以美国精神卫生研究院的副主任韦恩·芬顿医生就是在自己的私人办公室，被一个他2006年治疗过的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杀死了——这个病人是用拳头把他打死的。

公众很难相信的是，对任意个人来说，在正常的日常生活中，被一个失控的精神病人伤害的概率跟被雷击中的概率是一样的，更别提杀死了。可是前者显得特别邪恶，而且觉得概率大多了，同时我们总是认为（准确地说就是）被雷击中是非常罕见，只能自认倒霉的事。我觉得这一现象值得思考。因为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对人威胁最大的动物当然是另一个人。又因为我们是唯一可能犯下邪恶罪行的动物，那么死亡——尤其是在我们同胞手上被残忍地杀死——就只能被阐释成“邪恶”。

把这个观点再说得清楚些，公众对于令人震惊的凶杀，特别是涉及残害、极端痛苦和侮辱受害者、折磨之类的行为的情绪反应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伴随这一情绪反应的通常还有邪恶这个词。当我们说出邪恶这个词时，是指那些令人恐怖的行为，这个公众不需要教育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种反应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这里我说“我们”是指绝大多数人，不管他们是不是有时也会在生气或在极端痛苦失望的情形下冒出谋杀的念头来，至少他们不会丧失抑制自己犯下某些邪恶行为的能力。所以人们对于一个杀害自己亲人的精神病人的恐惧，不管他手段多么恶劣，都不应该会大过对于一个精神变态的连环杀手或一个屡教不改的强奸犯的恐惧——他们的危险大多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一生只犯一次的杀死自己父母的精神病凶手和一个精神变态的杀手之间，是精神有毛病，有暴力倾向，还不愿意治疗的人更具危险性，他们和那个敲死精神病医生的精神分裂的人一样，生活混乱，不服从治疗法则，极有可能伤害他人。精神病人犯下我们所说的邪恶罪行后要对此行为负责——但是因为他们有病的缘故，他们的责任被“减轻”了。很多案子，比如那个杀死精神病医生的案子，其责任更多在于当初把他从住院治疗的地方释放出来的“体制”上。虽然这一体制对他有着详尽的拒绝医疗的和威胁他人的历史记录，可这个有着详尽医疗记录的体制却不能确保把他限制在医院的四堵墙之内——即使这样既能保证他自己不会犯病或者变得暴力，又能防止他被释放到社会上后可能对公众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