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别因为这个抽什么风，”乔雅娴熟而轻易地挑动他的怒火，“人类应当学会控制自己。”

夏明远大吼大叫，拿起花瓶想摔，舍不得，放下了，拿起收音机想摔，也舍不得。最后，他又一次摔了那只已经被他摔过多次的搪瓷茶杯，它在人造大理石的地面上像兔子似的蹦跳着，洒落了最后一点点搪瓷碎片。乔雅笑眯眯地看着丈夫。他羞愧地摔门而出，游荡到深夜才回来。

大多时候，乔雅能够在与丈夫的争执中占得上风。另一些时候，她占不到上风。她也会被激怒，出口伤人。这时，夏明远乘胜追击，反而提醒她“控制自己”。她更加愤怒，口不择言，声称要离婚。夏明远终于也回应以相同的勃然大怒：“离！明天就离！”他吼叫着，气势汹汹。他们互相攻击，使用着最恶毒的词语，好像互为几世的仇人一般。有一次，离开家之前，他用力摔门，说：“乔雅，今天你就回娘家吧，我看看你爸爸留不留你！”乔雅开始收拾她的衣服，把夏冲和夏冰吓得哀哀哭泣。收拾好衣服之后，乔雅又手足无措，坐下来，低声哭泣。有时候，夏明远直到天亮也不回家。毫无悬念地，在此期间，夏冲的表现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对此，乔雅总是显得失望到了极点。谁都明白，如果孩子不够好，圆石城的女人就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后来，在别处，在北京，在上海，你都可以说女人总是生活在电影里、小说里、浪漫传说里。女人的身体在现实中，可是神智不在。女人爱幻想，这一点，触目可见。可是在当年的圆石城不是这样。浪漫情思，哪里都有。可是在这里，有另外一些东西，足以荡涤一切温柔与美梦。娘们儿懂什么呢？男人们总是说。女人目光短浅，斤斤计较，她们的生活也乏善可陈。关于女人，惊人的故事只有一种，就是自杀。偶有不快，隐藏的愤怒一齐爆发，则生不足惜。总是有女人上吊、卧轨，更多的则是吃了鼠药。敌敌畏也唾手可得。鸭绿江街五里就有个女人冲了六六粉服下，烧断了肠子，从此肝和肾彻底坏了。倘若性情风流，结局更是不妙。女人们的交际圈子狭小，偷人偷的总是熟人，被丈夫发现了，打得没办法，只有横下一条心，杀。像评书里说的，谋杀亲夫。下毒，没死，继之以菜刀。这就做了潘金莲了。事败，被捕，审讯，全招了。用绳子捆在卡车上，脖子上吊着一块瓦楞纸板——就是夏冲剪下一个圆形做“啪叽”的那种——通奸杀人犯某某某，打着叉，墨迹淋漓，押到广大人民群众面前。女犯尊严丧尽，涕泗横流，当场忏悔，声称恨自己。当即押赴刑场——家属要交一块钱子弹费。留下孤儿，受尽歧视。少女生活的诸般美好，一旦结了婚就告终了。女人的生活就是争吵，怨毒。

男人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人之将死，流下两行浊泪：“这辈子，活得太委屈了！”推进焚化炉，青烟袅袅，老友垂泪：“老张啊，这辈子不容易！”厂工会送来的挽联上必有四字：克己奉公。

鸭绿江街只有一个人置身事外，就是乔雅。夏原吉评价她说：“哼，在这个家就跟做客似的。”意外地，这是相当精准的观察。乔雅的生活是临时性的。她本该是个女大学生。她就像一个铁路小站上的女客，随时准备带着篮子离开，仅仅因为不知道该去哪里而心绪不佳地淹留着。

她在儿子身上寄托了她的梦。这时候，夏冲已经把《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背到了结尾处：

我若自潦倒，看汝争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