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物浦大学（英格兰）对四种普通食品添加剂做了长达两年的实验室研究，它们分别是人造增甜剂阿斯巴甜糖、味精（monosodiumglutamate）、人工色素喹啉黄（quinolineyellow）和亮蓝（brilliantblue），结果发现，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会干扰正常的神经细胞发育。2005年12月刊出的《毒物学》认为，添加剂混合物对神经的毒害作用是单独使用这些添加剂时的七倍。儿童吃过零食后，在他们的血液中常常能找到这种被研究的添加剂混合体。

●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家杰拉德·沃刚（GeraldWogan）对中国上海的一组男性进行研究后“惊奇地”发现，假如他们在感染乙肝时摄取了食物中的化学毒素，那么他们得肝癌的危险会增加70倍。这些致癌成分“相互提高彼此的作用”，《纽约时报》（2005年12月13日）说，“更复杂的问题是，一个人的饮食或饮食构成能加速酶的活动，从而加速化学物向致癌物的转化；而另一些饮食成分则能够阻止具有解毒功能的酶活动。”

●在讨论“长期接触有毒化学物会如何摧毁大脑神经元并引发帕金森症”的最新研究时，全国环境卫生科学院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告诉《洛杉矶时报》（2005年11月27日）：“不是某一种脏东西造成了帕金森症，而是由于接触到周围很多化学物质的结合物。”现在，在各种化学物组合中，农药被认为是偷偷杀死大脑细胞的主要凶手。

●世界各地航空公司的乘务员都体验过各种被称为“飞行病”（skypoxia）的症状，特点是恶心、头痛、体乏、话语模糊、记忆丧失和紧张发抖。有些毒物学家相信，这些症状是因为化学气体发生协同作用，而封闭的机舱空间和喷气机燃料气体又加重了这一过程。“气体与其他化学物之间的协同作用可能是最根本的问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克里斯·温德risWinder）教授说，“虽然对于化学协同作用知之甚少，但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因为我们有很多患病的空中乘务员。”

●加拿大政府的科学家在2001年加拿大健康部（Healtnada）的研究中发现，当实验室动物接触到几种杀虫喷雾剂和除草剂的微小混合物时（这种混合物会对人类构成污染），80%的动物幼崽在出生时即已死亡，其他则出现了行为异常。科学家的报告认为死亡率高得很奇怪，因为混合物中的化学物在使用时剂量都不是致命的。这样的协同作用可能意味着“我们对农药的整体试验体系都是破绽百出，根本不能找出它们的真正危险。”其中一位科学家承认。

●在半个世纪之后，当预计世界范围内已有100万婴儿因此死亡后，神秘的婴儿猝死综合症让儿科医生和卫生保健专家们一筹莫展。现在，新西兰的化学家吉姆·斯普罗特（JimSprott）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婴儿猝死是因为化学物质发生协同作用，然后产生有毒气体所致，比如床垫在生产时使用的阻燃剂。被褥中常常出现的一种霉菌可能会在受热时与合成化学物质发生反应，产生出足以令婴儿窒息的毒气，因为婴儿的身体比儿童或成人要脆弱得多。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助产士和其他专业保健人士开始鼓励母亲们用密封的防护罩来包裹婴儿床垫。自从这场运动开始之后，根据卫生部门的说法，新西兰的婴儿猝死率下降了48%。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9282人的血液和尿液进行了化验，结果发现100%的受试者平均携带有13种农药的有毒混合体。“尽管政府对每种单个化学物都提出了健康标准，但这项研究显示，在真实世界中，我们接触的是同时作用的复合化学物，”农药行动网（PestdeionNetwork）的资深科学家玛格丽特·里夫斯（MargaretReeves）认为，“还没人清楚复合接触的协同作用会如何，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即使浓度很低，这些化学物结合在一起也会对健康有害。”

●氯是一种能够将其他化学物转化为拟态雌性激素（即女性荷尔蒙）的化学元素。“那些饮用过氯化水的人得乳腺癌的机会更高，”英国毒素专家葆拉·贝利-汉密尔顿说，“氯似乎能与水中的某些物质产生反应，形成三卤甲烷。这种化合物会导致乳腺癌。这种诱发癌症的效果已经在路易斯安那州饮用氯化自来水的妇女当中得到了研究证实。”

●1996年，在《环境健康面面观》（EnvironmentalHealthPerspives）中，一组科学家报道说，如果把几种聚氯联二苯和二恶英（dioxin）混合，就会让毒性出现协同增长，比原先预计的高800倍。“……生物协同作用……可能比人们先前认为的更加普遍，”这些科学家断言，“而且很明显，环境信号能产生协同生物反应。”

化学协同作用也许能解释很多20世纪末出现的神秘疾病——慢性疲劳综合症、海湾战争综合症、肠易激综合症（irritablebowelsyndrome）和多发性化学物质过敏症（multiplemlsensitivitysyndrome）。就海湾战争综合症来说，位于北卡来罗纳州达勒姆的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做了项试验，他们把海湾战争期间士兵广泛使用的两种农药化学物，与一种士兵为预防毒气战而服用的药剂相混合，受试动物接触到这些化学物质的协同作用后，就出现了与海湾战争老兵报告症状相似的神经系统紊乱。

“多发性化学物质过敏”这个词是过敏症学家西伦·伦道夫（TheronRandolph）发明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怀疑，接触现代合成化学物质导致了很多他接诊时看到的慢性症状，包括偏头痛、恶心、呕吐、失忆、关节疼痛、窦组织充血、咽喉发痒。国家科学院的一份报道估计，现在美国人口中30%都出现了这种综合症的某些症状，这个数字比1987年调查时统计的受难者两倍还多。

虽然还没有权威的诊断试验，也没有已证实的科学机理来解释这种多发性化学物质过敏综合症，但伦道夫用来支持自己协同理论的逻辑听上去很可信：人体就像一个桶，里面装了很多微量的合成化学物质，直到装满；一旦达到极限值，任何多余的化学接触都会导致系列的过敏反应。与我们身体携带的化学毒素负荷相比，这种类比依然成立，可能存在一个化学接触的危险点，它会引发我们对某种疾病的基因易感性。或者，这个危险点将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使我们更加容易患病。

政府的监管者既没有专门的技术手段，也没有足够的财政来源，去监视（更别提监管）因产品、食品、水、空气或药品接触化学物而导致的协同作用。我们必须自己开始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管，很多工作将是凭借常识和直觉，用试错法来进行，错误将不可避免，但如果密切关注我们和其他人对日常生活中复合化学物接触的反应，我们就能发现规律，从而帮助我们渡过协同作用的地雷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