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福泽谕吉《劝学书》十七篇和《福翁百话》若干篇共同组合起来的。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创立的庆应义塾大学现在也是日本最有影响的大学之一，他的头像也印在人们最爱的一万日元上。

在《劝学书》里，福泽谕吉阐明了自己的思想，从个人到国家、从学问到人望，内容上可说是相当丰富的，但都始终围绕着“平等”这一宗旨；其内容发人深省，到现在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此，我只能说这种思想是不会褪色的，而有时历史则总是惊人的相似。福泽谕吉关于社会的“文明之形”和个人的“独立精神”这两点更可谓是字字珠玑。“维新以后，还不到十年，学校军备都有了很大改善，架设了铁路电报，建造了石室、铁桥等等，这些神速的决断，辉煌的成就，实在让人民感到吃惊。但学校军备是政府的学校军备，铁路电报设施也是政府的设施，石室铁桥也是政府的石室铁桥，那么最终人民的观点呢？人人都说，‘政府不知很有力量，而且还兼有智慧，远非我们所能及，政府高高在上地管理国家，我们只要依靠他们就行了，忧国之事只要交给上面就行了，实在和下民们没有关系’”。这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发展确实离不开市场经济发展、物质建设；另一方面说明一个国家要想自由、独立、强大起来，最重要的还是国民的精神，这一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如果没有独立、自由的思想，那么组成的国家也会是空壳。

但是在《劝学书》中，个人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平等”二字，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现在看来，他的平等的观念多少是有些理想的，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依仗自身力量的强大而欺侮他人的事例屡见不鲜，要改变这类人的思想也是十分困难的事，但多数人们仍然是在朝这种理想的平等前进的，本人在翻译时就产生过如此感慨：或许因为我们人类本身就是一种靠理想而活的生物吧！

本书还选择了《福翁百话》的几篇，内容都是与“学习”有关的，力求保持与《劝学书》的一致性、本书的完整性。《福翁百话》原本是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于1896年3月到7月连载的作品。不同于《劝学书》，《福翁百话》的内容与《劝学书》中着重“劝学”的文章比较起来，遣词造句更加浅显易懂，内容更加宽泛。而篇幅也不尽相同，既有千余字的短文，也有数千字的长篇大论，但不论长短，其思想之深刻都足以使人深思。比如《论思想的中庸》实际上更像是《劝学书》的延伸，而中庸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中庸，“我们也仍然是日本国民，不能排斥日本自古以来的文化，应该懂得从古老的事物之中也可以获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如果因为在思想的途中会遇到挫折，就表现出一副自己前进玩耍的婴儿的幼稚样子，那就是思想的不平衡，太过看重物质而犯下了错误”，这都体现出福泽谕吉所说的“中庸”是很特别的，他注重的是思想的平衡，挑选这篇也是为了强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观点；而《论女子教育和女权》这篇又表明了福泽谕吉本身是个注重女性权利者，这在那个时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所以本人认为很有必要挑选出来，这两篇不仅能阐明明治时期的女性主义观点，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福泽谕吉其人。

福泽谕吉最著名的论点恐怕还是脱亚论，他认为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摆脱中华思想和儒教影响，呼吁日本与东亚邻国绝交。在整个《劝学书》里这种理论虽然不明显，但也始终暗暗地贯穿其中。脱亚论现在看来恐怕是矫枉过正，但对当时长期闭关锁国的日本来说，这种偏激的理论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当然这也奠定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基础。在翻译时，我就感觉到，福泽谕吉有很多理论是闪光的，但我们也不能毫无主见地全盘接受。

在译言网上发布译文时，有不止一位网友提出建议，认为明治时期的文章更适合用文言文翻译。虽然在网上我已经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但或许读者中也有这种想法的，因此再次重申：福泽谕吉的本意是“劝学”，在现代使用文言文翻译，肯定是达不到“劝学”效果的。因而在翻译过程中，结合了这本书的时代性以及现代人阅读习惯，力求为大家呈现出这部经典作品的原貌。

本人才疏学浅，在翻译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还好有身边朋友和老师的支持，遇到难解的句子偶尔也会和过去指导我的老师讨论，她给了我一些很好的意见。没有大家的支持帮助，是无法完成这次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