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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回(3)

股爷天下:中国证券市场30年记 作者:王安


李灏、郑良玉去职

事后,深圳市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9月扩成联合清查办公室,调用了党政干部130名,市长郑良玉牵头,他曾在公众面前泣不成声。事后朱镕基副总理认定“8·10”爆市事件是“一次技术失控事件”。

1992年12月16日,郑良玉上了井冈山,到江西当副省长去了,走前在《深圳特区报》二版留下一首卸任小诗。随后,市委书记李灏也回北京了。李灏是1987年从国务院副秘书长职上赴深圳的。

在郑良玉离职的当天,深圳市政府正式公布了调查结果:

今年8月9日,我市在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中,不少发售点的工作人员、监管人员和执勤人员都不同程度地犯有营私舞弊的错误,群众反映强烈。全市11个金融单位共设300个发售点,除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的发售点外,有10个单位共95个发售点受到群众点名投诉举报。市纪委等部门从2 900多件(次)群众投诉中筛选出重点线索62件,涉及金融、监察、工商、公安等5个系统20个单位75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

三个多月来,清查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到12月10日止,已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 180人,其中,金融系统内部职工私买近6.5万张,执勤、监管人员私买2万多张,给关系户购买近2万张。群众投诉的62条重点线索现已核查57件68人,属实和部分属实的38件,涉及43人。其中,处级干部11人,科级干部22人,一般干部职工10人,党员23人;属金融系统30人,工商系统8人,公安系统4人,企业单位1人。群众投诉较多的市农行南头支行营业部、市建行深建证券部和人民北路办事处3个发售点营私舞弊的情况很严重。按规定,8月9日这3个发售点应公开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6.5万张,但实际只公开向群众出售了3.9万多张,其余2.5万多张全部被私分私拿了。3个发售点的银行、执勤和监管人员,从负责人到一般工作人员,几乎都有舞弊行为,最为严重的是市农行南头支行营业部发售点,在参加发售工作的33人中,有31人参与了截留私买抽签表。

深圳“8·10” 爆市事件,也许是深沪交易所建立以来第一起集体违法犯罪事件。有人不相信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从最先被举报并清查的6个发售点看,平均私分私购达44.6%,照此推算,哪怕降低一半,全市300个发售点流失的何止10万多张!

也许调查是准确的,但这就更可悲:连真话都没人信了。

在“8·10”爆市事件之前,上海已有成功的发售方式,深圳为什么选择了这种既不利己也不利人的方式?实际上,从1992年3月开始,深圳就通过报纸征求意见,并在7个发行方案中选中了凭身份证抽签的老办法,“面向全国发行,让普通百姓也受益”。但在价格上,却没想着普通百姓。上海的抽签表是30元一张,有人说深圳50元吧,最后决定100元一张,500万张就是5亿元,政府弄点钱也不错嘛。

据说,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王喜义对老的发行方案有不同意见,认为容易引发寻租行为,影响市场公平。王喜义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李灏,李灏把信批给了张鸿义和任克雷,但不了了之。事后李灏说:“我应该承认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

深圳的股票发行太计划了,计划得计划人和被计划人都没了计划。一是认购者只管买,并不知将来会碰上什么股;二是先决定了抽签表的发售量和中签率,却不知到底会有多少人来买;三是实打实的发售方案定下来了,却不知道执行这方案的队伍里有多少败类。北京首都机场距离天安门广场30公里,理论上中速行驶半个小时够了,但谁也不信——谁知中途会有多少塞车多少意外呢。

“8·10”爆市事件触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线。中国共产党人深知金融稳定事关政权安危,1948年旧上海金融市场的崩溃正是国民党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股市会不会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谁都没有把握。上交所开业时,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就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

证券业确实太危险了。李明山曾给朱镕基当了5年警卫,1992年年底调到上海申银证券公司前,朱镕基告诫他:不要发不义之财,好自为之。

就深圳“8·10”爆市事件,深市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与沪市竞争。“8·10”爆市事件也引发了上海股市的暴跌,但上交所并没有循规蹈矩,反而趁机大跃进。直至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上交所才领教了什么叫“关门”。

有几位股市鳄爷,也是从此发迹的。

1992年5月,《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节选),引起了很大关注。“8·10”爆市事件发生后,《中华工商时报》又刊登了整版报道《百万股民炒深圳》。这两篇长文的作者是吕梁,后文会有他的故事。

1992年5月,唐万新带着借来的5万元资金去西安寻找商机。他在西安低价收购精密合金、陕西五棉、西安金花、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余家公司法人股,转卖至新疆和深圳两地,不到一年时间即获利5 000万~7 000万元。有人称,在“8·10”爆市事件中,唐万新从新疆带来5 000名自带铺盖和板凳的老乡,抢购新股认购表,发了一笔财。随后,唐万新又转战西安、深圳、青岛、北京、上海等地。当年,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公司相继成立,这一年后来被称为德隆系唐氏事业的起点。

或可以说,深圳“8·10”爆市事件就是吕梁和唐万新的“吴起镇”。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长征,从此大发展。

“8·10”爆市事件的得益者是中国证监会,地方的混乱给了北京集权理由。实际上,到1992年,地方政府才刚开始意识到股市的利益。或者说,拓荒牛还没来得及分享利益。

李灏们走了。如今拓荒牛的雕像还在老市委大院的门前立着,而市委已搬去了新区,高堂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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