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逐南洋：若隐若现的影响力

马六甲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贸易继续兴盛。

郑和下西洋前两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复置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因诸番来华渐多，明政府遂在三市舶司分别建造专门接待外国商使的馆驿，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

贡使团到达京师后，除朝见皇帝、进行“贡”与“赐”的礼品交换外，还被允许在隶属礼部的会同馆与中国商人进行一定规模的互市，这也属朝贡贸易的组成部分。

贡使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给，朱棣要求各级官员对“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尽管一些贡使有恃无恐，横行霸道，骚扰乡民不可胜言，但官民以为朝廷招怀远人，“无敢与较”。朱棣说：“朝廷取四夷，当怀之以恩。今后朝贡者，悉以品级赐赍，虽加厚不为过也。”

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后一年，有16国遣使臣1 200人同时随郑和来华。整个永乐年间，各国贡使团来华多达318次。除了一些王子、王妃外，还有4个国家的国王8次来华访问，这也是前朝所不曾见过的。

贡使团附带来华贸易的商货被特旨免税，但照例有抽分，并由政府出高价收买其中的大部分。明朝永乐年间的朝贡不看重花销，不拘商税，尽在礼数与威严，这注定了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朝贡史上最为辉煌和最为璀璨的一幕。《剑桥中国明代史》对永乐帝的文治武功作出了高度评价：

永乐帝留给明代后来的君主们一项复杂的遗产。他们继承了一个对远方诸国负有义务的帝国、一条沿着北方边境的漫长的防线、一个具有许多非常规形式的复杂的文官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一个需要大规模的漕运体制以供它生存的宏伟的北京。这只有在一个被建立帝国的理想所推动的朝气蓬勃的领袖领导下才能够维持，这个领袖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并愿意把权力交给文官，以保持政府的日常职能。

维持频繁的朝贡贸易，并不仅仅取决于其继任者的执政素质和政治影响，更何况明朝具有文治武功的皇帝寥若晨星。因为是以和平的方式，所以郑和下西洋并未在南洋留下驻军及基地，仅满足于非常规的外交联络。尽管如此，明政府仍换来了在100多年间甚至更长时间内，在南洋若隐若现的政治影响力，直到葡西商人闯入。

马六甲是这种政治影响力的一个缩影，它犹如一面多棱镜，映衬出递次出现在这里的暹罗商人、明朝海盗商人、郑和下西洋船队、印度古吉拉特商人以及后来的葡萄牙商人的身影，他们构成了马六甲的古代史。

这些接踵而至马六甲的商人不约而同冲着一种商品而来：香料。它与中国的丝绸、瓷器及之后的茶叶一样，曾经左右着世界贸易的格局。马六甲特殊的战略位置，让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每年从这里产出的香料被运往中国以及通过地中海转口到欧洲。

马六甲最初的主人是暹罗商人，这个又叫满剌加国的马六甲王国，在1405年脱离暹罗宣布独立，并于同年与明政府通好纳贡，寻求明政府的庇佑。永乐九年至宣德八年（1411~1433）间，马六甲王国的使臣来华朝贡达15次之多，国王更是5次亲自前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1411年，拜里米苏拉亲率妻子陪臣540多人到南京面见明成祖朱棣。

郑和七下西洋，至少5次靠岸马六甲。依托马六甲作为中转站，郑和在马六甲设立仓库。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中国在马六甲兴起及其在维护亚太——印度洋贸易网中发挥了作用：如果马六甲不是向中国输诚纳贡，“暹罗和爪哇无疑会一口吞掉这个因地方政治的偶然机遇而诞生的小城市”。

但在布罗代尔看来，中国在此地的影响力不比印度，马六甲的外国商人中以古杰拉特（现巴基斯坦东北部旁遮普省城市）和卡利卡特（现印度南部城市）的穆斯林商人居多。

古杰拉特是当时属于印度坎贝的另一名称，这是1406年郑和与1489年葡萄牙达·伽马两位东西方航海家共同登陆过，并最后去世的地方。古杰拉特的商人在苏门答腊、爪哇与马六甲同样站稳了脚跟，控制了转手销往地中海的大部分香料和胡椒。印度在对外关系方面远比中国开放，就这样再次显示了它潜在的优势，并与伊斯兰和濒临地中海的近东地区的商业网连成了一片。

作为当时最大的马六甲香料消费国，明政府以马六甲为中枢，保持与南洋、印度洋的畅通以符合国家利益，中国的兴趣也在于限制暹罗侵犯马六甲和爪洼向马六甲的扩张。暹罗政府也注意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几乎每年都派纳贡使团到中国并从中得益。暹罗曾对马六甲动武，要求马六甲成为其藩属国但最终失败，以此为标志，明朝的朝贡贸易圈出现了漠视宗主国权力的离心力，此时马六甲王国只认中国为其宗主国，就遣使向明朝皇帝控告，明政府的保护到这时还有效果。古杰拉特商人黄雀在后，也分享了中国的存在给马六甲地区所带来的政治平衡与潜在利益。在1408年、1419年、1436年，明朝在协调暹罗与占城、苏门答腊、马六甲王国之间的纠纷上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