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时间内，铁器不在与蒙古互换的物品之列。明政府容许铁器入市也是从辽东通马市开始的。之后，王崇古也奏请铁器入市，并建议陕西各市仿行。1572年后，山西潞州铁器流入马市。但在明朝高层，还存在另外一种思想：用铁器换马匹，是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日后无穷之患的灾祸之举。

这种想法让清太祖努尔哈赤非常不满，他在起兵时就很想教训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在对明政府发出的挑战书中，他列举了“七大恨”，其中一“恨”便是，明政府对辽东马市限定了许多条件，主管互市的官吏又对前来贸易的女真人敲诈勒索，不能公平买卖，激起女真人（明末女真人改称满洲人）的怨恨。努尔哈赤从辽东发出挑战书，也绝对不是偶然。

王崇古用互市的办法了结了蒙汉之间长期以来的怨恨，曾有人用“化干戈为玉帛，具有远见卓识”来评价他的这一举措，但从事后的历史进展来看，互市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在乱世时更是如此。诚如当时存在的另一种思想：从中原流出的铁器武装了女真人的部队。

张家口与辽东互为唇齿，张家口商人既去辽东参与马市，辽东的满族人也到张家口贸易。作为开放时间最早、最长的边地市场，辽东马市活跃着很多山西商人。嘉靖（1521~1566）时期的进士葛守礼就说：“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过半。”此时的马市已不再是临时摊点，临街商铺鳞次栉比，这里不仅有来自本省的潞州绸铺和泽州帕铺，而且有来自南京、苏杭的罗缎铺和山东临清的布帛铺等。

明朝末年，辽东战事频仍，两地的马市贸易重心转移到了张家口，使张家口成为内地与东北的贸易中心。满族人所需的铁器及其他物品，就在张家口与山西商人的互市中取得。换句话说，山西商人充当了满清入关前的武器原材料乃至物质的供应商。

满清入关后，努尔哈赤的孙子顺治帝没有忘记为满族人入主中原而立下赫赫功劳的山西商人，于是有了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8家商人被皇帝在紫禁城设宴召见的故事，他们随后成为清朝内务府的第一代皇商，并享有特权。范永斗被任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7家，也各有封赏。

1644年，也就是顺治元年，清政府还在张家口修筑了大境门，这在张家口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页。清政府对晋商的器重，奠定了张家口在北部边贸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张（家口）库（伦）大道的兴盛从此开始。从此时到1929年中俄（苏）断交，商贸停止，张库大道整整运行了285年。

张库大道全长1 400多公里，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期。在元朝，张库大道便被辟为驿路（元朝建立后，在全国设立了1 500多处驿站，当时的张库大道还处于默默无闻阶段）。

之后，八大皇商在形式上垄断了对蒙俄的商贸往来。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范永斗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

从乾隆三年（1738年）开始，因国产铜不堪铸钱的需要，清政府就派商人去日本贩铜。铜商有官商和民商之分，官商所贩之铜全部上缴国家铸钱。民商所贩之铜，六成上缴国家，四成可由民商在市场上销售。

当时国内有两个红铜市场，一是汉口的滇铜市场，一是苏杭的进口铜市场。范氏后代范毓及另一位晋商刘光晟等，就是在这期间成为铜商的。大约在1764年以前，全国共有贩铜船15艘，作为官商的范氏家族占3艘。1766年以后，范氏的船增加到7艘，年贩铜140万斤。

1721~1748年，范毓多次为康熙、乾隆西征准噶尔承运军粮。在此过程中，因多种原因，范氏家庭拖欠户部很多钱，贩铜是清政府提供给范家抵折欠款的一次补过机会，但范家最终因难以弥补负债而于1783年被抄家。

直到1691年，在蒙古众多贵族、王公和上层喇嘛们的请求下，康熙帝才允许更多汉商进入草原，从而结束了八大皇商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就有了榆次车辋村常氏来到这里开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