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二

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看也许还有些道理，不过一旦将其付诸实践，结果往往是无法想象的恐怖、独裁和暴政。对于那些衣食无忧、将自由和民主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看上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来说，与马克思有关必然意味着饥荒、困苦、折磨、强制劳动、支离破碎的经济以及具有可怕压制力的国家机器。那些对这一切惨剧视而不见的人不是头脑愚钝、甘于自欺，就是附庸政治、道德堕落。僵化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丧失自由和物资供应的短缺，因为这是废除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那些用流血牺牲换来的功业，在西方有很多狂热的信徒。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基督教。而那种彻头彻尾都浸在血液中的文明也并非不能获得天性善良的体面人的支持。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不乏先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是奴隶制、大屠杀、暴力和剥削的产物。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是在无数人的血泪中造就的；只是资本主义存续的时间相对较长，使人们得以忘记它过去的黑暗和恐怖。马克思没有患上资本主义的健忘症，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体制尚处于萌芽期。

麦克·戴维斯在他的著作《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大屠杀》中记述了十九世纪末期，本可避免的饥荒、干旱和疾病如何在印度、非洲、中国、巴西、韩国、俄罗斯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夺走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在所有这些灾难中，许多都是自由市场的教条一手造成的，诸如飙升的粮食价格使普通百姓不得不忍饥挨饿。这些可怕的灾难并非维多利亚时期的专利。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全球每日仅靠不足两美元度日的人口数量增长了将近一亿①。今天，三分之一的英国儿童生活在救济线以下，而英国的银行家们每年拿着上百万英镑的奖金还觉得心有不甘。

①参见约瑟夫·史蒂格雷茨（Joseph Stiglitz）著《全球化及其不满》（伦敦，2002年，第5页）。

当然，资本主义制度带给我们的除了这些令人心痛的恶果之外，也有一些可贵的优点。如果没有马克思曾衷心赞赏的中产阶级，我们将失去自由、民主、民权、女性主义、共和主义和科学进步的宝贵遗产，我们也不会有机会见识到贫民窟、血汗工厂、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梅尔·吉布森①。而“社会主义体制”也有自己的成就。中国和前苏联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却成功地改变了本国经济落后的局面，建立了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而中国和前苏联付出的代价如此巨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敌对情绪。西方巨大的敌意将前苏联卷入了军备竞赛，破坏了本来就问题重重的国内经济，并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崩溃。

①梅尔·吉布森，好莱坞男影星，因其在电影《勇敢的心》中饰演传奇爱国英雄威廉·华莱士而为世人熟知。

尽管如此，前苏联在不断推进卫星计划的同时，仍能保证为占到全欧洲总人口一半的人民提供廉价的住房、燃料、交通和文化产品，实现充分就业，并维持一套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而且在此期间，前苏联的社会平等和人民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欧洲其他国家之前的程度。而实行共产主义的前东德，有理由为自己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儿童保健体系而自豪。前苏联在对抗法西斯邪恶势力的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为推翻世界殖民统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前苏联人民在对抗外敌、建设国家的过程中万众一心，而西方国家似乎只有在杀害外国土著居民时才能勉强维持团结。当然，这一切都不能代替自由、民主，或是商店里的蔬菜，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成绩就不该被我们铭记。当前苏联的加盟国最终投向自由和民主的怀抱时，资本主义为他们开出的是“休克疗法”的药方。而所谓“休克疗法”不过是美其名曰“私有化”的明抢，它造成上千万人失去生计，贫困和不平等程度的不断加剧，公费幼儿园关门歇业，女权丧失，此前曾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社会福利体系也被推向崩溃的边缘。

即便如此，前苏联共产主义的功绩还是不能盖过它造成的损失。或许你可以说在前苏联成立之初所面临的那种恶劣的外部环境下，一个独裁式的政府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苏联后来转向斯大林主义或者其他类似的状况也是合情合理的。大体而言，如今人们观念中的斯大林主义已经定格为充满血腥的拙劣实验，它们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让那些能从社会主义体制中获得最多益处的人们也对社会主义不屑一顾。而资本主义又如何呢？在我写作此书之时，西方国家的失业人数已经超过数百万，并且仍在稳步增长，各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依靠着从同样囊中羞涩的人民那里盗取来的数万亿美元才得以避免经济崩溃的结局。亲手将世界金融体系拖向深渊的银行家和金融家们正在争先恐后地接受整容手术，以免满腔怒火的百姓认出他们，把他们大卸八块。

的确，资本主义曾经发挥过不小的作用，为世界上的一部分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富足生活。但能做到这一点的并非只有资本主义，斯大林也做到了，虽然他们的国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人力代价。这已经不仅是大屠杀、饥荒、帝国主义和奴隶贸易的问题了。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只有在对大多数人实行野蛮剥削的情况下才能创造财富。也许从长远来看，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正在毁灭我们的星球。一位知名的西方经济学家就将气候变化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①。

①转引自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著《从悲剧到闹剧》（伦敦，2009年，第91页）。

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设想过会在穷国实现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这样的壮举除了依靠时间循环之外再无他法，就好比要在中世纪发明电脑一样。斯大林之前也从来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认为这一看似不可能的壮举是可以实现的，无论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在社会总财富本就不多的时候，根本没办法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以使所有人都受益。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不可能消除社会阶级的划分，因为物质结余太少而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对财富的争夺终将造成社会阶级分化的复苏。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的革命，只能让“龌龊的老一套”再次出现。其结果无非是物质匮乏的社会化。人的谋利动机是白手起家积累财富的最有效方式，无论这种方式多么野蛮残忍。贪婪的自利心能使人在很短的时间内积累大量的财富，虽然与此同时惊人的贫困也伴随而来。

马克思主义者从没想过社会主义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精髓就在于它的国际性。这是冷静的唯物主义认识，而不是虔诚的理想主义。在这样一个国家间生产专业分工明确的世界里，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就无法利用它想要消除物质匮乏而必须依赖的全球性资源。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仅靠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是不够的。“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这样的怪异概念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发明创造。从一定程度上说，斯大林提出这个说法是为了讽刺其他国家没有向苏联施以援手，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任何依据。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要在某处发生。但在一国的范围之内，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以一个极度孤立的国家的情况判断社会主义的好坏就像是单凭对卡拉玛祖精神病人的研究便给全人类下结论一样①。

①卡拉马祖，美国城市名，位于密歇根州，是密歇根大学所在地。

在低水平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本来就是一件令人沮丧的艰巨任务。普通百姓们恐怕不会乖乖地忍受创业过程中的各种艰难困苦。因此，除非这项工程是在民选机构的控制下，依照社会主义价值逐渐展开的，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集权国家强迫百姓们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布尔什维克时期的俄国实行的对劳动的军事化管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奠定经济基础的努力反而破坏了以大众民主和真正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就好像你应邀去参加一个聚会，到了地方才发现不但要亲自烤蛋糕、酿啤酒，还得打地基、铺地板，几乎没有玩儿的时间了。

理想状态下，社会主义的实现要求有掌握高水平技能、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人民，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开明的自由主义传统，以及民主的习惯。如果一个国家连屈指可数的几条高速公路都无钱维修，如果一个国家连保障人民抵御疾病或者饥饿的措施都没有，那么上述这些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都无从谈起。在那些有着被殖民历史的国家中，上述条件的缺失格外常见，因为没有哪个殖民主义者热心于赋予那些被奴役的“下等人”公民自由，或者为他们建立民主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