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参见莱恩·道伊尔和罗杰·哈里斯著，《人类理智的实际基础》，《新左派评论》（第139期，1983年）。

②金奈（泰米尔语：“Chennai”），以前称为马德拉斯（英文“Madras”），为印度第四大城市，泰米尔纳德邦首府。

如果我们的人性没有相通之处，那么社会主义所设想的全球合作将无从谈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了“一般意义上的人性以及……在每个不同历史阶段受到改变的人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人性中的很多因素是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的——后现代主义者对这个事实不是予以否认就是不屑一顾。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于对自然和生物的无理歧视；第二是认为所有对自然的讨论都是否认变革①；还有一方面是相信所有变化都是好的，而所有的不变都是不好的。在最后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与那些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者”一拍即合。学者们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不起眼的事实是，有一些变化是灾难性的，而有一些不变是十分有益的。如果明天法国把所有葡萄园都付之一炬，那将是多么的令人心痛。而如果一个提倡非性别歧视的团体只存在了三周，那也将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

①对于此论点的反驳，参见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社会主义者常常会提到压迫、不公正的待遇和剥削。但如果人类历史上除了这些便再无他物，我们就无法认清这些问题的本质。那时候，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反而成了我们自然的常态。我们甚至都不会用特殊的名字来称呼它们。如果要将一种关系视为剥削关系，那你必须首先明白一种非剥削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要明白这点，你不需要诉诸人性，只需要诉诸历史因素即可。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人性中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成为判断的标准。比如，人类其实都是“早产”的。人类诞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仍然需要他人的照顾（一些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正是这个阶段给我们后来的精神状态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婴儿出生之后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不仅家长不需要再忍受孩子整夜的哭闹而无法入眠，很多成年人的痛苦也都能得以避免）。虽然我们为了照顾孩子耗去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我们的努力能让孩子了解到什么是对他人的关爱。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能辨别出哪些是对人类需求漠不关心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在诞生之时就已经成为了政治的一部分。

那些我们为了生存和温饱所必不可少的需要，比如吃饭、保暖、遮风避雨、有人陪伴、不受奴役或虐待，都可以作为政治批判的基础，因为很显然任何不能实现这些人类基本要求的社会都是有问题的。当然，我们可以单纯地从本地的层面或者从文化的角度反对这样的社会。但我们也可以更有力地宣称，它侵犯了人性的某些基本要求。因此，那种认为人性不过是为现状辩护的说法是错误的。人性同样可以成为挑战现状的强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