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①和休谟②等思想家从感官开始研究；与之相反，马克思则探究感官本身源自何方。答案或许是这样：我们的生理需求是历史的基础。我们拥有历史，因为我们是需要源源不断获取物质的生物。而就这个意义而言，历史对我们来说就是本然的状态。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和历史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然而，当我们的需求卷入历史之中时，它们也在不断变化。比如，在满足某种需要的同时，我们发现自己又在创造新的需求。整个过程也不断塑造并完善着我们的感官生活。所有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不仅满足基本需求还有其他的欲望，不过欲望这一部分是弗洛伊德的专攻，就与本书主旨无关了。　　①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被誉为自由主义之父。

②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部完整的人类的故事。事实上，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自己。动物没有欲望，不能从事复杂劳动或者进行复杂的沟通。它们所能做的只是不停地重复自己之前的行为，而它们的生活是由自然周期所决定的。动物的意识里并没有马克思所谓的“自由”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自主能力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但历史上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行使这一能力。他们根本没有条件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相反，他们的生活基本上被沉闷的阶级社会周期所左右。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如何予以矫正，是马克思工作的全部内涵。这涉及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满足生理需求的基础之上，获得自由。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像獾那样的动物，而更像我们自己。马克思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获得自由。一旦我们都进入了自由的国度，我们就得自食其力，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若非如此，怎能算是自由？

如此说来，只要仔细观察人类实际行动的方式，就可以避免哲学家的二元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体就是一种物质客体，部分属于自然，部分属于历史。但它是一种独特的客体，与白菜和煤桶完全不同。一方面，它有能力改变自身处境；另一方面它也能把自然转变为自身的某种延伸，这是煤桶所做不到的。人类的劳动把自然转化为我们身体的延伸，这就是我们所知的文明。人类社会的所有机构，从艺术画廊到鸦片烟馆，从赌场到世界卫生组织，都是具有生产性的身体的延伸。

同时，它们也是人类意识的体现。马克思曾写道，所谓的“工业”就是“一本打开的人类意识之书，是以感官察觉到的人类心理”，而马克思这里提到的“工业”使用的是最广泛的意义。身体之所以能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拥有超越自己的能力——改造自身与它所处的环境，并与同类建立复杂的关系。这个开放式的过程就是我们所知的历史，而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体就是我们所称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