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取人才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鉴别人才。察其真伪，鉴别贤否。曾国藩经常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白圭是战国时人，弃政从商，是中国商业经营理论的鼻祖，司马迁称他为“天下言治生祖”，欣赏他对经商时机的把握和果断决策，“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这句话，就是赞扬白圭理财决策雷厉风行。白圭把经商的理论，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他说，经商发财致富，就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如果智能不能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会守业，就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宋景德四年，真宗封其为“商圣”。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生产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

曾国藩还提出，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蚨，即青蚨，是虫的一种小动物。据晋干宝《搜神记》等书记载：它产卵必须附着花草的叶子，大小像蚕蛾的卵。如果把它的卵取过来，母青蚨就一定会飞过来，不管离得多远。即便偷偷取走它的卵，母青蚨也一定知道藏卵的地方。用母青蚨的血涂在八十一文铜钱上，用子青蚨的血涂在另外八十一文铜钱上，每次去买东西，有时先用母钱，有时先用子钱，用掉的钱都会再飞回来，这样循环往复，钱就永远都用不完了。

“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致野雉。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曾国藩善于总结，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上的缺失。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人才更有吸引力时，立即给胡林翼写信，说：“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又说：“庄子云： 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 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邻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表示向胡林翼学习。

曾国藩招徕人才，也有的是在“重赏之下”。赵烈文就是其中之一。赵是江苏阳湖人，字惠甫，又字能静。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赵仁基，官至湖北按察使。赵烈文少年时代三应乡试不中，于是绝意仕途，一心钻研学问，博览群书，留心时事。与同乡也即其四妹夫周腾虎及刘翰清讲求经世之学，以有才名闻乡里。咸丰五年底，曾国藩坐困南昌，周腾虎极力向曾推荐赵烈文。曾国藩立即下聘金百两，修书一封请赵。赵烈文欣然上路，十二月到了南康大营。六年正月，曾国藩命其参观驻扎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赵烈文说：“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闻听后颇不高兴，赵也不便再深说下去，似乎感到曾国藩并非虚心纳谏之人，遂以母亲有病为理由，向曾国藩告假。过了几天，正当赵烈文将行之际，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打败仗的消息，正赶上赵烈文辞行，曾国藩一定要他说出如何看出周军不可恃，赵只以不幸言中搪塞过去。

赵烈文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前途未卜的曾国藩，遂于正月离营。曾国藩只好嘱咐他家中无事，望早来相会。咸丰十年，太平军席卷苏、常，赵烈文无处安身，全家逃往上海。此时的曾国藩已任两江总督，授钦差大臣，实权在握了。第二年七月，赵烈文因受好友金安清之托，为求曾国藩就盐政之事上一奏折，来到东流大营，随即留在幕中。在此前后，籍隶常州的周腾虎、刘翰清、方骏谟、华衡芳、徐寿五人也赴安庆大营委用。

曾国藩在《人过闻见日记》中把人才分为三类。一个是“闻可”，多是指在曾国藩这里任职的人推荐或称赞的人，包括他人写信告诉者、面交条子所开、当面所称等。大多记载这个人才是什么样子，可以胜任哪一类工作。还有一种是“见可”，就是不但听人讲过，还经过他的面试和考察，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