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日本给予朝鲜答复的最后通牒到期，朝鲜国王下令成立“改革调查委员会”的虚设机构，企图以此蒙混日本，日方极为不满。在威逼下，朝鲜国王李熙于8日颁布罪己诏，原则上同意进行日本主张的内政改革。10日，日朝代表在汉城南山的老人亭会商，日方拿出26条直接干涉朝鲜军队、国体、外交等大政的所谓改革具体方案，逼迫朝鲜于15日就是否施行，作出明确答复。

预感局势即将发生剧变，11日袁世凯突然称病，“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至害事”，随即先斩后奏，以“未便晷刻废事”为词，直接将职任交给属员唐绍仪代理。[38]

7月15日，朝鲜政府以日本以大兵压境，又限定日期要求改革内政，有干涉朝鲜内政嫌疑为由，婉拒日本要求。李鸿章当天得到了这条消息，不过汇报人已经不是袁世凯，而成了唐绍仪，唐绍仪在汇报中还进一步为袁世凯的病况作证。袁世凯则通过唐绍仪在电报中不露声色的“俟袁道至津稍痊面禀”等注明，准备一旦李鸿章、总理衙门对此不作公开表态，就当成是默认批准而立即返回天津。出乎袁世凯的预料，16日总理衙门转发上谕，清政府以皇帝上谕的最高命令形式，指令袁世凯“毋庸调回，切不可径自赴津”。[39]

被这一命令五雷轰顶的袁世凯，立刻精神抖擞地电报李鸿章抗议，为了回国，经历多年宦海生涯，似乎已被磨灭的纨绔本性完全展露出来。“凯病至此，何可得保辱国？”，“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40]代理袁世凯职务的唐绍仪也及时佐证，“袁道病日重，烧剧，心跳，左肢痛不可耐。韩事危极，医药并乏，留汉难望愈，仪目睹心如焚。”[41]此招果然奏效，7月18日，袁世凯终于盼到了望眼欲穿的调令，“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42]旋即登轮回国，于22日夜抵达天津。[43]日军攻入朝鲜王宫，战事爆发时，袁世凯已然身处事外。袁世凯在朝鲜见难而退，不肯担负责任，尤其是最后时刻为了回国而上演的丑剧，令李鸿章异常不满，很快以其熟悉朝鲜情事为由，勒令其返回朝鲜，到平壤前线任事。

近一个月后，8月16日，军机大臣翁同　的府上来了位年轻人，袁世凯的堂弟袁世勋受托，前来说情。

“袁世勋（敏孙）为袁慰廷事来见，慰廷奉使高丽，颇得人望，今来津不得入国门（李相保令赴平壤），欲求高阳（李鸿藻）主持，因作一札予高阳，即令敏孙持去。”[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