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大学前，我每天都掰着手指算什么时候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上自己喜欢的课，而不是像牛一样被学校的课表和作息时间拖着走。好不容易熬进大学，发现可以自己选课和选择什么时间上课，高兴地把那几门课排过来排过去，大有翻身做主的感觉。

我们当时热衷于打听公共课老师的背景，“关门师叔”、“关门师太”（经常给学生不及格的男、女老师）的课要竭力避开；上课有点名“癖好”的老师自然也不受欢迎；剩下那些又不点名、考试还“高抬贵手”的好好先生，挤破头也要选他的课。专业课没有挑三拣四的余地，便从师兄师姐那里了解一些教授点名和给分的“偏好”，以做到心中有数。

从国内到美国，选课的自由度更大了。耶鲁的选课干脆叫买课（shoppingclass），一听这名字，多少曾被国内教育制度“禁锢”的灵魂都兴奋得颤抖。在西方国家，人们都把买方当上帝，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学生应该是上帝。买课期长达两星期，我想象着教授们像集市的小贩，在课堂里张罗个摊子，兜售自己的独门绝活。学生们像主子似的，拎个选课篮去课堂里挑挑拣拣。良好的自我感觉不断膨胀，直到走进课堂才发现，原来“上帝”也不好当。

首先是选择的范围太广。耶鲁采用通识教育，进校不分专业，两年以后才决定专业，所以前两年必须抓紧时间把自己可能感兴趣的课都选一遍，找到最终的兴趣。但课选多了忙不过来又可能影响到学习成绩，很多人都希望在求职简历上有个漂亮的成绩，所以在兴趣和分数之间必须衡量和取舍。

观察下来，很多美国学生更关注自己的兴趣。他们也讨论教授的背景，给分苛刻的老师绝对是“没有国界”地不受欢迎。比起我们从前一味关注分数和点名，兴趣在他们心中是第一位的。

相比起来，中国学生心里多几把“锁”，“钥匙”拽在自己手里却对不上号。我想这不完全是中国的教育给上的锁，文化、性格方面的因素都有。分数是第一把锁，尤其是第一年，心里没底，不知道耶鲁教授的评分口味，选课的时候格外小心，多数人考虑到分数，会选自己在国内基础比较好、有优势的学科。

专业是第二把锁，出国读名校的光环背后是更多的关注和期待，很少有人能做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别人的期待，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自己的期待，兴趣的声音越来越小，选课也身不由己。选课是为了尽早选对专业，而普遍认同的好专业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出路。所以，选课的路上似乎每一步都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第三把锁更沉重——“责任”。美国人也许不理解，但在中国文化里，读书历来是有责任的——不让父老乡亲失望，“荣归故里”在当代中国留学生的字典里也还找得到。背着三重锁，中国学生的脚步也许并没有因为走出国门而更加自信。

既然课难买，“上帝”就需要一本“购物指南”。开学前每个人都能领到一本选课指导“蓝宝书”，一共619页，而复旦大学最新一次的课程指导是89页。

有时候，数据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它多少给我们一点震撼，一个学校的容量可以如此之大。书里介绍得非常详尽，内容编排得很科学。其中包含学校地图，本学期校历及活动安排，住宿学院的分布、特点、历史，新生选课要求，专业选课要求，学术规范以及各学科的课程和教授介绍。为了吸引“上帝”，课程介绍的风格简洁明快，课程涉及的范围和内容一目了然。有些表达方式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好奇，比如哲学系的一门课“死亡”，开篇的两个问题就让人难以抗拒地想去课堂里探索答案：“有一点我可以非常确定，我将会死亡。但我们又将如何理解这个事实？既然存在着死亡并非终点的可能性，我们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永生？”最后，我就冲着这两个不能不思考的问题走进了课堂。

“蓝宝书”有厚度也有广度。比如历史专业，这个在耶鲁本科生中最热门的专业，涉及历史学、艺术史和科技、医学史。一共有35页的课程介绍，有几百门课可选。除了个别概论性的课比较宽泛，像世界史概述、现当代中国，其他都分得很细，研究得也很深入。比如，20世纪德国左翼文化和政治、早期意大利的犹太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文化生活、美国西班牙裔移民史等等。

除了传统的政经史、战争史、思想史以外，历史系还开了女性史、同性恋史等方面的课程，独特的视角吸引了很多学生。艺术史和科学、医学史是国内院校历史系关注不多的领域，但在耶鲁，这些都是传统的优势学科，有资深的教授和杰出的研究，其中艺术史更是大热门。

我圈定了六门课，打算在前两周光顾一下，其中就有艺术史和音乐史两门非常受欢迎的课。我想校方可能认为无论学生以后从事什么职业，对艺术的了解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必备的基本素养，所以这些课都不限制人数，在礼堂般的大教室里轰轰烈烈地上。教授也都是重量级的大人物，一位86岁高龄，另一位也年过70。他们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历史，由他们来讲历史自然更有厚重感和说服力，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两门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