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在那时候与老四分开的，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在彭杨干部学校的门外，从此，我们再没有见过。

审讯是从第二天开始的。天不亮的时候我就被带了出去，有两个人在一间房子里坐着，他们首先问我昨天晚上到那个小饭馆里去干什么，我说是去吃饭。他们说，学校里难道没有饭么？红军的干部学校里会没有饭吃？听到他们这样问，我便老老实实地将昨天晚上的经过说了一遍，之后又进行自我批评，说明我们有自由散漫的倾向和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给伟大的红军丢脸，我说我会记住这次教训和错误。我认真地说着，却看见他们的脸上浮起一种十分诡异的笑容，我的心里忽然又悬了起来。看他们的神情，我隐约觉得我所说的那些他们并不感兴趣，好像并不是他们想要知道的。这样一来，我知道坏了，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他们到底想要问什么呢，想要知道什么呢？我低着头想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吓了一跳，身上一发抖，手上和脚上的铁锁链都哗啦哗啦地响了起来。我想起了根据地正在开展的“肃反”运动，眼前不禁轰的一声，血光四溅……我想，不会说我也是AB团，改组派吧？要是那样，那就不是一般的纪律问题了。

果然，就像我所想的那样，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加入的AB团？”

听他们这样问，我的眼前又是轰的一声。我说：“没有，从来没有过。”

他们说:“很好，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每一个进来的人都会这么说。不说是吧？我们会让你说的。”

守候在门外的两个战士进来，在我的身上仔细地搜了一遍，没有搜到钱，也没有搜到别的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有一支自来水笔。从四川出来的时候，我的身上还有几百块大洋，紫英姐姐帮我把它们缝进一个细长的腰带一样的袋子里，我日夜缠在身上，一刻都不敢大意，跟着我一起出来的那一百多个弟兄都指望它们呢。后来，第一次见到程政委的时候，我就从腰里解下来，全部交给了程政委。我认为，一个人当了红军，身上是不应该有钱的，更不应该有什么私人财产，直觉告诉我，有那些是可耻的，更是反动的。正因为此，当我把那些钱交给程政委的时候，我的心里高兴极了，我知道尽管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却标志着我朝着革命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把钱交给了程政委，就是交给了党，交给了革命。老四也赞同我的行为，他说，你的义举将会在红军队伍中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