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位负责审讯我的保卫局的干部冷笑着对我说：“你以为你是革命的？革命还信不过你呢。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永远也不可能和革命是一条心。”

我听了，顿时就像被抽去了筋骨一样，这话对我的伤害和打击要远远胜过刀砍斧劈，胜过无数的辣椒水和老虎凳，它给我带来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阴影和绝望。就从他说过那话以后，我忽然发现我不再怕死了，想起来会觉得也不过是一件平常的事，谁都能遇到，谁都得遇到，今天正在杀人的人，明天也会死去，比被他杀了的那个人也多活不了多长，只不过是谁走得快些，谁走得慢些。

望着黑沉沉的天，我在心里说，老四啊，我们很快又要见面了，你要是稍微走得慢一些，或许我能在半道上赶上你。

又想到说不定还能碰上曾营长和宋小川他们，碰上彭杨干部学校那些已经做了鬼的学员们，碰上别的人，几千名在地上丧了命的红军，到了地下忽然又相遇，又会是一支势如破竹的红军队伍……胡乱地想着，想得身上竟有些灼烫，熏热的南风嗡嗡地从脸前拂过，甚至连马匹和轻重机枪都想到了，马是那种影子一样的马，精致，优良，不吃不喝，跑起来却飞快，几个时辰便将地域广大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丈量、检阅了一遍。根据地的人民老老少少地站在村口、路上，有的坐在山上，也有的一直在后院里，和仅剩的一只鸡呆坐在一起，假装和牛说活，把手搭在牛的鼻梁上，搭在腰上，把粮食埋进地里，藏在树洞里……他们说，你们一走，我们就把吃的藏起来了，该藏的藏，该埋的埋，等你们再回来的时候，拿出来还好好的，还像新的时候一样。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呢？”

没有人能回答他们，谁也没有一个准信儿，谁也没有那样的把握。

人活着，谁不想有一个准信儿，谁不想对什么事情都有把握呢？但是，有不了，也不仅仅是由于岁月的残酷。就像我，每一次被押出去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一次可能真的完了，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来了，但每一次过后又都被奇怪地送了回来，倒是一次次地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扑通扑通地倒下，永不再起来，永不再回来。这事实在是不能问的，要是能问，我真想问一句，什么时候杀我呀？回答也许是让我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