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不大想女人啊男人呀什么的那些事，想的更多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我当然信了，不信我还费那么大劲干什么呢？至今我都坚信不疑。我相信不是那个事业本身有问题，而是一代一代的人有问题。

是的，我就是这么看的。觉得你四叔傻，是么？

戴玉后来常去公社告我的状，说我的坏话。我能想出来，就像他当年在张区长的面前说文玉一样，说来说去，终于把个文玉给说没了。我呢，总是不想和他多碰撞，一来是年龄比他小，二来总觉得自己当干部与他当年的提携有关，觉得人不能没有良心，任何时候都要记住别人对你的好，尤其是在你年轻的时候，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十件事，哪怕只有一件是好的，那也应该记住。不能像有的人那样，你为他做一百件事，九十九件都做得很好，只有一件没有做成或做好，他也会因为这一件事而对你不满，甚至会记恨你一生，全不记得那九十九件。我是这么想的，但戴玉却不这么想，我也是后来才慢慢知道的，我在不知不觉中竟成了他最大最危险的敌人，这让我吃惊不小。我想，怎么会成了这样呢，究竟是在哪一步上出了问题？这些恶草一样的东西究竟是从哪一年开始生长起来的呢？

一位本家的伯伯曾经对我说过，戴玉是把你当作他的一杆枪，一直觉得用的挺顺手，瞄准这个，又打到那个，后来他发现这杆枪的枪口有时候会突然掉过来，黑洞洞地对着他，瞄着他……本家伯伯的话把我说糊涂了。我仔细地想了好久，我没有对着他啊，也没有瞄过他呀。本家伯伯说，那他怎么会觉得危险呢？

公社的祝主任有一次在村里吃完饭以后，让我和戴玉陪他去河东的麻地里看一看。到了河东，到了麻地前，却并不看麻，而是对我和戴玉说：

“都说一个槽子前不能栓两头叫驴，我原来还不信，现在信了。你们两个要是一直都在又踢又咬，我就只有把你们分开了。”

我对祝主任说：“我们没有又踢又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