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偷小七”是我师父，他的名字早就没人记得，尊敬他的人都叫他“七爷”。“七爷”是我两只手的主人――早在几年前，我的双手就已经不属于自己，它们被“七爷”买走了。

几年前，我是一个诗人；在京城漂泊，趴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写一些谁也看不懂的句子。像什么“红红的太阳白晃晃/妹妹的腰肢压太阳”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想当年，京城里有一大群像我这样自命不凡的人。

那时候，诗人都很穷。用一句欠文雅的话形容，那时候我们穷得卵蛋叮当响。

尽管这样，我们毫不在乎，常常邀三五知己，钻到胡同里的小酒馆乐呵。“一盘凉拌海带丝，一盘炒饼，二锅头随喝随上。”我们冲老板娘吆喝。因为经常来，老板娘也不见怪，诗人诗人地叫，透着亲热。

几杯酒下肚之后，哥们儿一个个活泛起来，筷子往桌上“啪”一搁，道：“今儿高兴，谁得了好句子，咱们切磋切磋。”

另一位就站起身，一脸的严肃，说：“今儿早晨我拉肚子，跑厕所的工夫来灵感啦，各位老师给批评批评。”

他是个少白头，不到30岁就成了“白毛男”，给人一种沧桑感，再加上长发齐肩，简直酷毙了。

“疯狂的鸡冠花。”那哥们儿干咳一声，喝口茶水，润润嗓子：“疯狂的鸡冠花。”

“是什么带着神秘的暗示

在战栗的高空盘旋尖叫？

是什么狂舞着如蝠的翅膀

在烈风中燃烧？

啊，鸡冠花

你这来自地狱的小火焰

就像一百个初夜中的少女

分张着饥渴的大腿

在痛苦中快乐地奔跑”

……

那哥们儿是标准的男高音，比帕瓦罗蒂差不多少。激昂处，泛白的长发舞动，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声波震得斑驳的墙皮簌簌直响，往往吓人一跳。

每到这个时候，喧闹的酒馆一片寂静。北京人毕竟是大都之民，处变不惊。等我们折腾完，他们附和地鼓鼓掌，继续聊他们的。

现在想起来，那会儿真是我生命中最闪亮的日子。

在北京当诗人的时候，我曾疯狂地爱上一位摇滚女歌手。她叫毛葳，是金太阳乐队的女主唱。

毛葳以前是一个书商家的小保姆，那书商曾在湖南电视台工作过，主持策划了中国第一套限量版金字《二十四史》,后来他把这套书折腾上市，坐庄家，玩股票，变成“亿万富豪”。据说因为这个，省里还给他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现在则一落千丈，还是因为这个，成了“诈骗在逃犯”，据说躲在北美洲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里。

书商和我一位姓张的朋友是亲戚。老张是我们当时的穷哥们之一，写诗，写歌词，当时还没成为“药业大亨”、“歌坛大鳄”。

那时候，我们都渴望出名，渴望缪斯女神抛来媚眼，引灵感之水，浇灌我们饥渴的心田。直截了当地说吧，就是一夜之间名扬天下，走到哪儿都有美女和饭局。

毛葳和我们一样，也想在北京混出个人模狗样儿，从湖南师院毕业之后，只身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她是个彻底的女人，为了理想什么都肯干，包括当保姆。

跟老张去书商家的时候，我从没注意过这个单眼皮的小女孩。诗人的理想都是双眼皮的，比如晓庆姐那种类型。

书商是湖南人，却不喜欢吃辣椒，特爱喝56度的红星牌二锅头。这一点对脾气。本来他又有钱又有名，诗人们都有些歧视他，三杯酒一落肚，我们就成为亲朋好友。

“兄弟，以后你就是我哥们儿！”三杯酒一落肚，他拍拍我的肩膀，叫得黏乎乎的。

那时候，北京刚流行卡拉OK，在酒店包房里面唱，要120块钱一小时。书商家的客厅里，一色原装日本进口的“健伍”牌音响，比星级酒店里的都高级。

于是，老张就说：“哥，您这音响，哎呀！”他竖起拇指。

为了充分满足书商的虚荣心，我也在一边夸：“大哥，您的音响是一流的，您也是。”

夸着夸着，书商就迷糊了，道：“来，唱两首，助助兴！”

“不啦不啦，还有事。”这时，大家就推辞。

书商的脸一板，道：“不把我当朋友了是不！”

“既然都是朋友了，就满足他一回吧。”我说。

书商一高兴，赶紧找话筒，将音乐弄到最大音量，我们一首接一首地唱，唱得不着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朋友》、《冬天里的一把火》……把费翔、崔健、朱明瑛、彭丽媛、毛阿敏演绎得支离破碎。

在书商家喝酒，我们不必为安全担忧。这是私人领地，再说他家还养着大狼狗呢。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夫妻双双把家还》是什么时候唱的，那天费翔在工人体育馆开演唱会，把全北京的女孩子都迷跑了，就连书商的老婆也不例外。书商总爱骂费翔杂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夫妻双双把家还》是男女声二重唱，没有女孩子配合，男人又怕捏起嗓子被人骂“二尾子”（也就是“同性恋”的意思），就想把那首歌删除。

书商睡着了，我们又不懂，就叫小保姆摆弄。

毛葳挺大方，说：“别删，我来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