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泉州开元寺，一座南宋年间修建的石塔内有座有趣的雕塑，向我们呈现了自印度回国后的玄奘拜谒梁武帝的场面。梁武帝手中所持的《般若心经》，无疑是玄奘献给他的，梁武帝是南朝时一个小国——梁朝的开国皇帝，生活在公元6世纪前半叶，把这两个相隔百年的人同塑在一面墙壁上，并使他们相向而立，企图给世人造成他们属于同一时代的印象，这种做法确实令人费解。梁武帝生前热衷于佛教，曾经放弃帝王宝座为信仰而“舍身”，从而加剧了王朝的倾亡。鉴于开始时唐太宗对佛教漠不关心的态度，人们大概认为玄奘带回的经典与其送给他，倒不如送给梁武帝更为合适。

这座雕塑讲述的只是一个“天方夜谭”，却生动地向我们暗示了玄奘将要面临的境况。

西行时玄奘非凡的外交天赋，曾经帮助他赢得了西突厥叶户可汗和印度戒日王的推崇，他们为他完成西行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玄奘令人折服的智慧在与唐太宗见面时再次显现，本来短暂的礼节性召见却持续了整整一天。

两人间试探着你来我往。唐太宗先示以威，再布以恩，玄奘巧妙回答了他对出发时情况表示的疑问，又详细讲述了西行的经过，并把取经的顺利完成归功于太宗的声名远播，这样的赞美让太宗动了心。

玄奘传记中详细地记叙了这次戏剧性的会面，可以看到玄奘对当时的政治法律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敏感。玄奘的徒弟彦悰对他师傅的机警善辞有过这样的称赞：“法师才兼内外，临机酬答，其辩洽如是，难哉！”

玄奘的言谈举止也让太宗马上意识到，面前站着的绝非一个普通的僧人，而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了不起的人。任人唯贤的太宗劝玄奘还俗做官，甚至还想带玄奘随军出征，玄奘婉言谢绝，表示要“毕身行道，以报国恩”。

出于政治的考虑，太宗终于向玄奘退让了，对译经他同意予以支持，但是拒绝了玄奘要到少林寺译经的请求，而将译场设在长安的皇家寺院弘福寺。也许是因为少林寺声名显赫，并且在太宗夺取政权时发挥了特殊作用，一座具有革命精神和号召力的寺院，加上一名佛教界的精神领袖，不能不让唐太宗心怀忌惮。

洛阳会面的另一个成果是《大唐西域记》。依照唐太宗的敕命，玄奘让弟子辩机执笔，根据他西行旅途的笔记汇集整理完成了《大唐西域记》。这部当时唐太宗出于政治、军事及外交上的考量，要求完成的参考书，内容远不及玄奘的原始笔记来的丰富，至少，一些他出发时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后来被唐朝征服而没有被选在其中。有幸保存流传到了20世纪的《大唐西域记》，其中的内容和价值已足以令人震惊。书中对中亚和印度各地地理人文状况的精确记载，让人看到了玄奘的严谨作风，如同一张现实世界中的寻宝图，为考古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