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导致了政治责任的不清楚，即谁应当负责的问题。任何政治制度的关键就是政治责任问题。实际上，任何组织都会临这个问题，领导的代名词就是责任。中国现在的体制较之从前的个人专制有了很大的进步，现行集体领导体制保证了党内民主，避免出现个人专制情形下的一系列错误，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各级政府的集体领导有些时候往往演变成集体不负责任。现任领导之间、现任领导和前任领导之间，往往存在着非制度化的、说不清楚的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现任领导要负全部责任，但实际上的责任可能在“退而不休”的领导。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呼吁行政责任制和政治责任制，但这个制度就是建立不起来。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加上中国存在的特殊的党政关系，?效地制约着政权运作的效率。很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尽管中国理论上仍然是政治集权制度，但领导层的权力高度分散化。例如，总理应当是部长之首，对国务院负全部责任。但是，总理没有权力解雇任何内阁成员（部长），因为所有部长并非总理任命的。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所有重要干部都是党任命的。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党的方面，党的领导集体内部缺失等级秩序，缺失责任制度。

特权阶层日益庞大加剧财政负担

再次，也同样重要的是，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从长远来看也会使得国家的财政经济负担过重。随着卫生和医疗技术等各方面的巨大进?，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中国老干部队伍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国家财政负担的日益加重。老干部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理应得到照顾，这不是问题，但如何使国家财政能力可以持续却是个问题。因为没有政治退出制度，中国官员一天为官，就可以终身属于特权阶层。这些年，中国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其中大量的财政力量流向特权阶层。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为什么难以公开透明？很简单，是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特权阶层的阻力使然。

怎么办？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一方面是政治退出制度，即大多数政治人物在退出政治之后，就变?普通老百姓，不再享受特权。只有少数特殊的政治人物，如总统和总理，可以继续享用一定程度（法律所规定）的特权。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特权阶层经历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说，通过社会制度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的建设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利益，而退出政治领域的前特权阶层也同样享受社会的制度保障。这个社会化过程很重要，一方面保障了基本社会正义，另一方面也防止了因为要照顾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目前的中国，很多人都在高调讨论各方面的制度改革。比起那些宏大的改革叙述，这里所讨论的政治退出制度可?说是一个制度细节。但很显然，这个制度细节能够影响到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它与政权的效率有关，政治退出制度无疑可以提高和强化政府在政策思想的产生、决策和政策实施方面的能力。它与政权的可持续性有关，如果特权阶层越来越庞大，国家财政负担也必然越来越巨大，直到超出财政担负能力。它与人民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有关，特权阶层越来越大，不仅消耗庞大的财政资源，而且也会消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人民对政府合法性的认知程度。

很显然，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在邓小平建立的退休制度基础之上实现政治退出制度，这是中?领导层不得不考量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