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呢？！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定曾经说过千百次这句话。我的爷爷、奶奶在费城的郊区带大我，任何时候当我想要那些我无法得到的东西时，我就会说，“为什么不呢？！”即使我知道原因：我们没有余钱。对我来说，“为什么不呢？！”是一句报怨。直到我遇到兰女士，街对面那个在学校任教的老师，我才懂得“为什么不呢？！”是在英语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意思是“有可能”。

没有人对我有什么较高要求，我父母不会要求我，他们遗弃了我和我的兄弟们；我爷爷、奶奶也不会，他们爱我们，但是要照顾我们吃饱穿暖已经太辛苦了，没功夫去考虑上层建筑；我老师对我也没有，他们眼里的我不过是一个对运动的兴趣多过书本的孩子。唯一让我觉得不会失落的地方就是操场。我虽然个头儿小，但是我跑得快，球玩得好。

我爷爷家是在一个朴素的方形街区，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地区。兰女士和她的家人在我九岁的时候搬到这来。她的儿子诺曼和我都是小个头，而且骨瘦如柴，大家都说我们像亲兄弟。一天诺曼和我进行了一场“沙地战”（就是那种“你是小区新人”的格斗）。经过了一场毫无水准的拳击格斗后（以我们小区的标准来说），他说，“想不想到我家吃点花生酱和果冻？”我当然想了。

当我第一次踏进兰家的时候，我能觉出（和我家）有点不一样。那有一种温暖，一种我从未体验的温暖。这种温暖来自诺曼的妈妈，兰女士。她招呼我们坐下后，给我们做了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我在学校是属于“免费午餐”行列的学生（译者注：政府为贫困家庭孩子的资助免费午餐），所以这对我来说真的算是一种招待了。

兰女士一定觉出我缺少的不仅仅是食物，于是她问了我些问题，我最喜欢什么运动啊？我喜欢骑车吗？“你随时都可以来我家，”兰女士说。

我确实像她说的样，几乎每天都去。诺曼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兰家是我的避难所，特别是当我奶奶去世后，那年我十岁。那年夏天，诺曼去了夏令营，我仍然经常去兰家吃那些小吃。我会帮兰女士洗盘子，她会给我梳理头发，把那些纠结在一起的头发疏通挺需要功夫，这个时间也是我们最好的交流时间。她会让我去读“行为指导丛书”，或者是“百科”。她从没停止过教学，即使是在暑假里。

那年秋天里的一天，我告诉她，“我在想要不要去竞争一个校园戏剧的角色。”并不是我就一定能有机会。“为什么不呢？！”兰女士说。“你要是不去试试，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有多棒。”

我很震惊。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有这种信心。第二天，我去试了。出乎意料的，我竟然得到了那个角色。我直接从学校跑到兰女士家。“他们选中我了！”

“为什么不呢？！”她说。她的微笑告诉我，她知道我一定能行。

“为什么不呢？！”当我提到想学大提琴时，兰女士说。“为什么不呢？！”当她鼓励我去上大学预科而不是夜校课程时候，她对我要求道：“去准备上大学，别让其他人的想法来局限你的能力。”

诺曼和我都离家上了大学，他毕业了，我没有。也许是因为想念兰女士每天的训导，我和女朋友有了小孩，我退了学，又搬回去和爷爷住。我找了份搬运工的工作。起初，我很不好意思去看望兰女士，我觉得我让她失望了。

我也让我自己失望了。我想去做大事，可是怎么做啊？我没钱，没学位，还要养一个小孩。突然，兰女士的话又响起在我耳边，声如警钟：为什么不呢？！

我报名参加了空军，然后去告诉兰女士，“我要去为自己做点什么，”我说。她拥抱住我，我从来都没觉得那么自豪过。

空军训练我成为一名翻译，让我驻扎在德国站。我的秘密梦想是成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我是一个好的球手，速度还是那么快，我组建了一只空军足球队。

在一场淘汰赛的前一天，我得到消息，诺曼在一场车祸中丧生。我把那场比赛献给了我最好的朋友。在下半场比赛中，我飞身跃起踢球，很滑稽的摔倒在地，膝盖扭伤了，就这样，我的梦想结束了。

我回到费城拄着拐杖参加诺曼的葬礼，很快当兰女士看见我，她哭了，“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儿子。”

这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我还是想从事体育运动，回到学校去学体育培训，”我说。猜猜兰女士说什么，“为什么不呢？！”

在圣·约瑟夫大学，我白天做体育主教练，晚上当学生。毕业的时候，兰女士的微笑又一次在对我说：我知道你能行的。

我在费城76人队找到了当主教练的工作，几年以后，我得到了一个总教练的位置。我想我简直是中了头彩。当我回去告诉兰女士时，她说，“我知道还有更大的事儿等着你干呢。”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在这个小区，你的故事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激励，”她说。“你得写一本书来让大家都知道他们怎么能做到你所做的一切。”

“我可写不了书！”

“为什么不呢？！”兰女士说。像以往一样，她是对的。

去年，我写了本《红色橡胶球法则》，这本书就是写如何发现和追寻你的梦想。现在我在全世界行走，在商业集团中宣讲，当然，最重要是给孩子。我告诉他们，如果我能做到自己想要的事，他们也能。这就是我一直在遵循着我最好老师的训诫：为什么不呢？！